龔祥瑞風骨：“法律人要不怕強權，敢于維護法的尊嚴”
“法律人要不怕強權，敢于維護法的尊嚴”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趙蕾
法學家龔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臘神話里追逐太陽的盲人奧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時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輩，還在談論中國的憲政。
一部寫成15年后終于出版的傳記，喚起了中國法學界對已故憲政學者龔祥瑞的懷念。
2011年6月11日，在北大舉行的龔祥瑞自傳首發式上，各自珍藏部分自傳遺稿多年的律師陳有西、北大法學院教授姜明安非常動情。
陳有西憶起龔老先生15年前臨終一幕，一度哽咽。他說，龔老先生一邊大口喘氣，一邊哀中國有政治而無政治學，有憲法而無憲政，言語間惆悵萬千。
由龔祥瑞領上公法研究道路的姜明安感慨，應該怎么對待知識分子、怎么慎用權力，或許可以從龔老先生一生的悲喜劇中有所體悟。
屢遭批判未喪元氣
龔祥瑞“敏感”的一生與中國歷史有著奇妙的因緣。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在浙江寧波一個基督徒家庭。少小時期，他從教會學校接受了謙讓、容忍、愛人的紳士教育。除了教會里的人，他兒時記憶中最大的溫暖，就是冬夜在沿江腳夫居住的土屋里，圍著篝火傾聽他們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吶喊、嗟嘆和怨憤。正是對底層人苦難的感同身受，使龔祥瑞放棄了已經入門的生物學，轉投政治學，因為“政治學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
在清華園，龔祥瑞親受錢端升、張奚若、蕭公權等政治學大家提點；1935年考取庚子賠款留學英法，師從英國最享盛名的政治學家拉斯基和憲法學大師詹寧斯，打下了系統扎實的憲政知識功底。
懷著吏治救國和憲政興國的理想歸國，龔祥瑞一心希望憲政在自己的故土變成活的事物，卻在現實中無功而返。他曾任國民黨青年干校副教務長，深得蔣家父子賞識，卻因不滿國民黨的派系斗爭黯然辭職；1949年以后，他下決心留在大陸，一度經導師錢端升舉薦，進入中央政法委參事室工作，當時官方主流推崇蘇聯國家與法的理論，與他所學相差甚遠，因而又長時間賦閑。姜明安說，龔先生每每到了當官的邊緣，每每又被逼退到書齋。
此后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給龔祥瑞造成了一生難以平復的創傷。在反右斗爭中，他批判授業導師錢端升和同窗多年的同學，自己也被深深地傷害。日后，他甚少向人提起。
盡管如此，他的多位學生都說，龔先生對他一生的選擇，從無悔意，從不怨尤。相反，他認為這些挫折都是研究治國之道的素材。
龔祥瑞風度翩翩，穿戴常有英國紳士的范兒，他生性謹慎克制，又有文學家般的心思和激情。賀衛方說，龔老是法學界中少有的筆端常帶感情的學者，“他的文章，有一種氣韻在字里行間流淌。”
中國現實和憲政理想糾結貫穿龔祥瑞的一生。用他的話說，“雖然年年挨批，倒未喪失元氣。”
1950年代院系調整，北大恢復法律系，當時系里要求龔祥瑞開設“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課程，專門批判資產階級憲法的反動性和虛偽性。
龔祥瑞說，要把教材專往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去編，這可真為難他了。不過，他會把資本主義的統治經驗介紹出去，供人借鑒。他把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系類比于英國的兩黨，認為反對黨是一種監督機制，不能因詞害義，不過一個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一個是為資本主義服務，作為治國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沒想到引來全系師生激烈的批判，時隔20多年后，在政治學會成立大會上，他的這番言論才得以平反。
他直言自己對斯大林憲法草案歌功頌德式的表述不僅不喜歡，而且有惡感。他更尖銳地指出，政論文字不應該出現在憲法文本中，中國1982年憲法的序言，就不應該有“翻天覆地”之類的字眼。
80年代后期，龔祥瑞在《法學》雜志發表“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憲法理論”直揭中國憲法學理論和實踐長期受蘇聯影響的弊端，這篇“憲政常談”給他帶來如潮的抨擊。
面對來自學界和司法界高層領導指他不愛國的批判，他回應說：“《丑陋的中國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國人嗎？真正的愛國主義應該貫穿著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他堅定地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理論問題，更不是什么法律問題，而是敢不敢說真話、為人為師的道德問題，遭批判只能激勵他的愛國主義情感而不會擾亂他潛心向學的生活。《法學》雜志主編周恩惠問他，一個法律人最基本的素養是什么？他說，首先要有獻身精神：“一個法律人要不怕強權，要敢于維護法的尊嚴，為老百姓伸冤、鳴不平，還要準備遇到各方面壓力。但只要堅持的是真理，成功終歸是屬于你的。”
竭盡年華與年輕人交往
改革開放后，龔祥瑞終于迎來了他生命中最好的年華。政治氣候的變化之速出乎他的意料，積蓄多時的激情噴薄而出，他對憲政知識的傳播和實踐，更加只爭朝夕。
他給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生開比較憲法課，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歡迎。姜明安本來選的是經濟法小組，因為被龔祥瑞的課吸引，改學行政法。姜明安說：“我們這些在鄉下和部隊的，以前哪有聽過權力需要限制這些說法！”
年輕學子對憲政知識的渴求給龔祥瑞莫大的鼓舞。身邊人勸他著書立說，“藏之名山，傳至后世”，他說，不！書有人寫，書也是寫不完的，我要竭盡年華投入到和21世紀的年輕人的交往、接觸，面對面地釋放出光和熱！
賀衛方說，那個時候是龔老最活躍的時期，頗有“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勁頭。
除了學校，龔祥瑞還在自己家中開設課堂，向所有人敞開。熊文釗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每周都到龔家聽課。他說，感覺到龔先生很想抓住一切機會表達，只要有學生在他面前，他就滔滔不絕，并經常有精彩睿智的論斷，在龔老家中，熊文釗記下了“憲法和行政法是治國之術”。有的人收獲了“法治就是經人們同意的統治，就是民主的政治，而不是個人專斷。”
學者宋先科在一篇回憶龔祥瑞的文章中說，那時在北京地區，幾乎全部有雄心抱負的人都到龔家作過客。在北大中關園502樓202室激揚江山的氛圍中，后來走出了行政法學者姜明安、刑法學者陳興良、政治學者王紹光、微軟中國副總裁劉鳳鳴等人。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岳當年也曾慕龔老之名，到龔家聽課。第一節課后回到家，他就收到了龔祥瑞的來信：岳弟，臺端，北京一晤，聞弟數言，受益匪淺……寫滿滿一頁紙，署名：兄祥瑞。袁岳說，當年龔祥瑞78歲，他只有21歲，看到信后簡直吃驚，過了很久都不能習慣。
龔祥瑞晚年結交的后學遍布中國。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當時在廈門大學教書，一日也收到了素昧平生的龔祥瑞的來信，信中說，讀到俞在《廈門大學學報》上發表的評述拉斯基國家理論的文章，知道國內還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俞可平與龔先生便一直有聯系，直到他去世。
1993年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陳有西，因為到北大高級法官班學習的機會，跟龔老結下了深厚的交誼，更獲龔老托付自傳遺稿。陳有西說，因為他來自法院，龔祥瑞特別希望知道司法實踐發生了什么，同時也寄望于像他這樣的體制內人士有所作為。
因為主編憲政譯叢，法律學者賀衛方與龔祥瑞有過多次交流，后來他到美國訪學，期間也多次收到龔祥瑞的來信。賀衛方回憶，自己的回信甚至不如龔老的來信多。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龔祥瑞一直與他器重的后學保持書信往來，交流國內外的思想動態，以及各自對憲政的理解。龔老和晚輩之間的舐犢情深讓賀衛方至今常常感念。
雖然年事已高，龔祥瑞不遺余力地操持各種講座和培訓班，利用他的海外學術資源，請各國學者來華跟年輕學人交流。他將自己教學的素材整理成《比較憲法與行政法學》一書，組織翻譯英國丹寧勛爵的一系列著作，很多晚輩的法律學人，享受著他學說和思想的澤被。學者何海波說，雖然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植入中國始于清末民初，但中國的多數行政法學者也許要等到龔祥瑞和王名揚兩位學者介紹，才了解英美法上的“自然正義”和“正當程序”理論。
1980年代晚期，龔祥瑞一直念茲在茲的管政府和管官員的法，終于有一部得以面世。姜明安說，雖然龔祥瑞不在行政訴訟法的主要起草人員之列，但是，從立法之初到整個過程，他一直給立法機關提供意見。在該法頒布后不久，他又帶著自己的學生到全國各地實地考察。1991年夏，龔祥瑞在東北某基層法院住了40天，跟著庭長下鄉，看到自己“一向作為法治原則介紹的若干觀念，正由我國基層司法人員加以實踐”，希望自此法學可以開始擺脫政治化。
龔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臘神話里追逐太陽的盲人奧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時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輩，還在談論中國的憲政。他說中國需要一部全新的憲法，現在很多的基本問題沒有搞清楚。他說他已八十五了，此生已無法看到，有賴年輕人繼續前行。
“龔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對學術本身的投入，對憲政的熱愛，對后學的提攜，顯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賀衛方說。
（來源：《南方周末》201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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