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國真的在乎中國的民主？
美國的高尚政治設想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按鄒讜的分析，是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期待---這一分析同樣多有似是而非之處，實際蘊涵著豐富的政治 哲學思考。鄒讜提出的論點是：既然希望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要為美國自身的利益服務，就得對當時國民政府的狀況和性質有充分和清醒的認識。美國在 1942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才開始積極援助中國，希望中國撐住，但這時國民政府已經在日本的強大攻勢下苦苦撐了四年，連黃河決堤這樣的自殘行為都干過了， 國體遍體鱗傷......美國軍政官員到中國后看到，政府效率極低，腐敗成風，以槍決相威脅強迫服役，更多的中國士兵死于疾病和營養不良，而不是死于戰 場......在國民黨政權下，到處可以聽見人民的怨聲載道---為了讓中國幫助美國完成戰略任務，美國軍政官員感到，必須全面改造國民政府，使它不僅在 戰場上，而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領域內能夠與中國GCD展開有效競爭（頁50-51）。這一說法非常值得玩味，因為，這意味著，美國政治觀察家在 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為了有效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美國應該援助中共，但這樣做明顯有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因此美國被迫對改造國民政府抱以期待。令 人驚訝的是，鄒讜的分析竟然認為，這一期待是美國犯下的一大政治錯誤：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竭力支持的政府不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專制加腐敗的政府--- 他的論斷不能不令人敬佩，畢竟，鄒讜是國民黨元老之子；如果因為其父與蔣有派系之爭，把鄒讜的論斷視為懷有私心，就看錯了這位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基本學養 和品德。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美式民主在中國是否可能。
鄒讜描述說，國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隨之進入一黨訓政階段。按孫中山的構想，為期六年的訓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對建立憲法民主有思想 準備的一種臨時措施。然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的發展趨勢卻是鞏固黨的專政，使權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頁44）。言下之意，蔣介石的治國方向與憲法民主背道 而馳。鄒讜教授列舉了如下事實：每次修訂憲法草案時，國民代表大會的權力都少得可憐，甚至出現藍衣社這樣的仿納粹組織。人們可以為蔣介石找到這樣 的辯護理由：當時中國仍處于分裂狀態，納粹德國的崛起，讓蔣介石深感佩服，以為仿效納粹黨式的統治可以迅速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鄒讜 作出的反駁是：蔣介石從未能建立一個團結的黨和高效率的政府（頁44）。
蔣介石政權在憲政民主建設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為外在條件的限制，還是由于蔣介石自己的個人能力、甚至國民黨本身的性質限制所致呢？鄒讜分析說， 兩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國民黨已經有了三十個比較現代化的師，還擁有了空軍，對邊遠省份的軍閥政權已經形成政治和軍 事壓力，重工業和輕工業也初具規模。然而，日本帝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南京政府的實力受到毀滅性打擊（頁45）---在淞滬戰役和保衛首都南京的戰役中， 蔣介石最精銳的中央軍就被基本摧毀了（《再闡釋》，頁119）。隨之，輕重工業基地全部喪失，國家首都被迫兩度遷移。
不過，全國聯合抗戰卻使得蔣介石意外獲得至少表面上統一的中國，擁有了三百個師的聯合軍隊，蔣介石不能直接指揮的主要是GCD的幾個師。在這樣相對 有利的形勢下，蔣介石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統帥全國？鄒讜認為，這是由于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一切取決于對他個人的忠誠，以至于他的統治無異于在加劇 現存的分裂狀況（頁46）。鄒讜很清楚，從制度上看，這是軍權僭越黨政的后果：蔣介石倚靠軍事力量搞獨裁，他搞的新生活運動目的是國家軍事化。太平洋戰 爭后期（1944年6月），在華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題為中國的局勢和關于美國政策的建議。鄒讜認為，這份備忘錄對國民 政府的弱點做了最系統和最詳盡的分析：經濟崩潰、軍隊喪失士氣、官僚主義、知識分子和工薪階層不滿、對農民濫用職權---謝偉思的分析還涉及國民黨的性 質，說這個政黨是一個主要興趣在于維護個人權勢，排斥外來者，為爭地位而相互傾軋的保守的政治集團（頁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華美國外交官 戴維斯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甚至認為：由于承認蔣介石政權，美國已被牽扯進一個逐步腐朽的政權，并在和中共建立軍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嚴重限制（頁 180）。鄒讜顯然同意這樣的觀察，因為他在書中用自己的話寫道，國民黨未能給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 的任務（頁50）。歸根到底，在鄒讜看來，正是由于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及其政黨的腐敗，使得美國的高尚設想難以實現。但他挑明的問題實際卻是：為了自 己的國家理由，美國其實并不在乎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性質，仍然認為沒有任何國民黨領導人可以取代蔣（頁47）---這意味著，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 會支持專制的獨裁政權，所謂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不過是美國用來打的一張牌而已，美國的國際政治原則的基礎其實是不講道德原則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問題涉及到美國在戰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幫助中國重建民主憲政---美國選擇了全力支持專制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僅僅半年前，兩位在華美國外交官提交的 報告一致認定，國民黨政府專制且腐敗，并不具有民主性質。鄒讜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國對專制腐敗的國民黨如此一邊倒，才使得當時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義的中 國知識人倒向了GCD。鄒讜在書中不便說、但讀者卻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國不應向作為一個政黨或反政府的政黨提供軍火援助可以視為一項正義原則的話，美 國當時仍在繼續向臺灣的國民黨提供軍火，甚至提供軍事保護，表明美國在插足中國事務時從來就不堅持什么正義原則，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憑靠武力干涉他國政 制。
由此來看，鄒讜在書中把美國對戰后國共對峙局面沒有采取武裝干涉中國的辦法說成美國沒有履行義務（頁304），就顯得相當似是而非，除非我 們把這一說法看做反諷修辭。美國發愿要幫助中國成為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關鍵時刻卻又不愿派武裝力量去實現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鄒讜的說法 是因為，美國人有一種廣泛共識：獲取在華利益不值得訴諸戰爭（頁304）。但反諷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鄒讜在書中一再把中國的憲法民主建國問題放 到中國現代歷史的長時段來觀察，從而與美國對華政策具有的所謂長遠目標形成對照。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這一提法，鄒讜讓我們想起： 強大、統一、民主恰恰是現代中國人一直夢寐以求兼得的東西---這意味著當時的中國既不強大，也不統一、更不民主。于是，鄒讜暗示我們中國人 應該進一步想：咱們中國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紀時，中國既強大又統一。乾隆年間的中華帝國是世界頭號大國：農業產值占世界總產值24%（一說 31%），手工業產值占世界總產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國變得不再強大，至少還保持著統一，盡管領土在一點一點被蠶食、主權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 民主是古代中國從來未曾有過的東西，但中國人無需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為，咱們的科舉制傳統就包含著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況中國是亞洲第 一個建立憲政民主的國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國總統曾很快寫來賀信。然而，當時的中國智識人對現代政體性質的認識還相當粗淺、模糊，對現代政體的選擇 尚未達成共識，就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吵得很兇......武昌起義來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黨人根本沒有做好準備。袁世凱后來的倒退行徑，起因據說是當時一 位美國傳教士勸告袁世凱：中國的國體不適合搞議會民主，倒適合君主立憲。盡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飯，只能前進、不能后退，主張君主立憲的中國智識人這時也 站出來反對開歷史倒車。中國終于有了憲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這時的中國絕算不上強大，但至少沒有分裂，至多是割據。作為統一、民主的主權國家，第一共和 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隊象征性地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是，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直接結果是中國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隨之四分五 裂。那個時候，美國沒想過應該派武裝力量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華借口......汪精衛在演講中宣稱：日本軍到中國 來是幫助咱們實現統一的，這次戰爭之后中國不會再有連連不斷的內戰。漢奸文人胡蘭成甚至在戰后還寫到：日本入侵中國完全是因為辛亥革命少打了幾槍......如果 美國在1945年派武裝力量幫助中國人統一，當年日本帝國侵略中國的理由同樣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亂套了。
借助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分析，鄒讜指出，中國盡管是亞洲最早的憲政民主共和國，但這種新的政體賴以建立的體質卻殘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來自給中國帶來 民主理念的西方對中國三千年政制傳統的沖擊，徹底破壞了國體內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國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急劇增加（頁50）。換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孫中 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國的國體沒有增強，反倒進一步削弱，以至于當中國面臨日本的全面侵略時，國體已經破碎不堪---這樣的看法在今天會讓我們覺得反動。 九一八日本侵華事件后，蔣介石堅持避免對日本強硬，企望所謂國際社會（實際上是西方列強）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軍隊和政權實在沒有 力氣擔當國家和民族的危難。蔣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沒有能力代表國家決斷國家的敵人，跟隨在中國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權的英美兩國劃分敵友---鄒讜提 醒我們，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這意味著蔣介石政府讓外國來替自己做出政治決斷，根本沒有擔當起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政治存在。然 而，鄒讜強調，即便如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仍然對日本的侵華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國肆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至于蔣介石苦心經營的 政治土壤---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也元氣大傷。鄒讜憑靠自由主義政治學分析看到：中國的國體徹底喪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礎，恰恰是以憲政民主為尚的西方列強一 手造成的。美國在戰后幫助中國重建民主，絕無誠意，而是為了自己在亞洲的戰后利益。
在當時或者今天都會有人說，美國在戰后一邊倒支持蔣介石顯然是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畢竟，蔣堅持反對共產主義---這種說法完全有道理。問題在于，似 是而非的是，鄒讜認為，美國的高尚政治構想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恰恰是輕視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3 GCD究竟是民族主義性質還是共產主義性質？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認為，美國當時在中國的外交官缺乏意識形態常識，把中共在現實政治斗爭中的策略之計誤認為在搞民主，結果搞錯了中共的性質和意 圖---這種錯誤觀點在當時甚至得到美國官員、專家和公眾輿論的廣泛贊同（頁194），絕非個別外交官的偏見：廣泛的贊同就是民主的贊同。有的專家甚至斷 言：國民黨中國才可以被稱為封建中國，GCD中國則可以被稱為民主中國，因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是主要適用于農村條件的資產階級 民主（頁201）。這些觀點在冷戰高峰時期當然顯得幼稚可笑，可是，在當時和今天，這些觀點卻顯得既嚴肅又認真。更重要的是：鄒讜在書中針砭這些幼稚 得可笑的看法時，同樣滿含春秋筆法。
鄒讜說，美國的政治理念具備天賦的高度的道德統一性，但正是這種理所當然的道德統一性妨礙了對美國政治傳統的長處和缺陷形成認識，阻止了自覺 的國家目的的成熟（頁195）---何謂自覺的國家目的，或者說何謂大國意識，是嚴肅的政治問題，與更加深刻的價值觀念問題不可分割地糾纏在 一起。但鄒讜指出，美國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傳統主張價值中立原則，放棄了探究嚴肅的政治問題，使得普通的美國人在美國民主的含義和理論基礎問題上得不到 充分的指導（同上）。說到底，自由主義理念的道德統一性僅僅是看似理所當然而已，其實本質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個國家如果受這樣的政治理念支配， 這個國家的國際政治原則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國自身的利益，要中國更有耐力頂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戰爭中期而非戰后，美國就積極促動國共兩黨攜手合作，重 建民主中國。然而，時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發現，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國的政治勢力出現了新均勢：GCD勢力在國民政府和汪偽政權的夾縫中強勁崛起，與國民政 府的腐敗無能形成鮮明對照（頁47）。1944年，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已經非常惱火，有外交官建議，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GCD政權---史迪威將 軍甚至設想，讓GCD軍隊參與滇緬戰役，這意味著要用美式裝備武裝GCD軍隊。1944年6月，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說，如果國民政府不徹底改革 以重新獲得人們的支持......那么美援將是無效的（頁178）。他建議美國政府向國民黨施壓，迫使國民黨與GCD合作，建立聯合政府。他也認為，美國政府可 以向GCD提供武器，與GCD建立工作關系，以便美國解脫它對腐朽政權的全部承諾---他甚至設想，以GCD人為最強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聯合 政府相當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盟友（頁179）。這一設想基于對中共的民族主義性質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維斯在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所認為的那 樣：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性質。如果美國為中共提供軍援，就會對中共擺脫蘇聯控制施加相當大的影響，這顯然有利于美國在戰后保持自己的利 益（頁180）。在延安的美國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還有一個重要理由：GCD政權是民主政權---謝偉思在1944年9月的報告中說，中共變成了一個尋求 按民主秩序長入社會主義的黨......變成一個并不尋求早日壟斷政治權力的黨（頁182）。用鄒讜的表述，日本的侵華戰爭給GCD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使他們 能夠在控制的地區內顯示改革綱領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國民黨政權的戰時腐敗和壓制性措施明顯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發了 廣大階層的不滿（頁51）。這樣一來，美國便面臨一個非常大的難題：無論從戰時還是戰后遠景來看，國民黨政權都在逐步削弱，軍隊和政府機構的能力在腐敗中 衰退。相反，GCD卻在蓬勃發展，贏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賴，以至于出現了可以取代國民黨政權的選擇。1944年，美軍觀察組訪問GCD地區，那里的朝 氣蓬勃、充滿希望、自力更生和獻身精神與國民黨中國的黑暗、停滯、絕望、自私形成了鮮明對照（頁184）---盡管如此，美國仍然一邊倒支持國民黨政 權。
在評論謝偉思的觀點時，鄒讜教授以顯著修辭嘲笑謝偉思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愚昧無知，說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性質，這種性質要的就是全部政 權，以便全面改造國家，掌握政權是對社會制度進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頁182）。更為顯著的是，鄒讜指出，謝偉思等人在政治觀念上犯了常 識性錯誤---搞錯了民主觀念的性質，他們竟然以為，任何得到群眾支持和推進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GCD享有群眾支持，并顯然是在關心 大多數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說，至少存在著民主傾向（頁183）。不用說，何謂民主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鄒讜基于美國自由主義式的民主 理解，高調批判甚至嘲笑謝偉思等人對中共民主性質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鄒讜在書中別的地方又不動聲色地為中共的群眾式民主提供有力辯解：回顧歷史，事實 清楚地說明，盡管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外國影響下產生的，早年完全受蘇聯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過在游擊戰爭中掌握領導權，現在已取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 在佃農耕作的中國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頁174）---這話看似在歸納美國外交官的觀點，情形也可能是：鄒讜在借歸納美國外交官的觀點來表達自 己的看法。支撐這一推測的證據，可以找到內證和外證兩種。內證僅需要對比鄒讜對國民黨政權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國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為， 這個土壤遭到外國列強兩次大破壞。首先是晚清時期西方列強對中國政治土壤的破壞，這包括中國新派智識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領下自己破壞自家的政制傳統--- 盡管從邏輯上來說，這個觀點并不能說明沒遭破壞的土壤就適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對初生的中國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毀滅性打擊。外證則可取自鄒讜后來 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點正是中共的群眾民主的本土性質---用他的話說，這是結構約束下的選擇。鄒讜指出，西方漢學家往往不能充分注 意到科舉制如何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沒有廢除科舉制，中國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廢除科舉使得中國基層政權出現全面劣質 化蛻變，鄉紳衰落、土豪劣紳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結構約束下，鄒讜把依靠農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國革命中的創新：毛澤東合理地說明了 （rationalized）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農民這樣的非無產階級（《再闡釋》，頁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義性質還是共產主義性質？GCD的戰時民主政策究竟是現實政治斗爭的策略之計，還是GCD基于對結構約束的認識而提出的 長遠方針？謝偉思當時就清楚指出，在GCD人那里，搞西式民主僅僅是暫時的權宜之策。既然如此，謝偉思的看法怎么又會是犯了常識性大錯誤呢？鄒讜說，謝偉 思并非錯在他沒有用兩黨對峙的權力架構這一西式民主觀來衡量延安政權，而在于他誤判了中共對蘇聯人的態度。換言之，鄒讜把民主政治的性質問題置換成了中共 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尤其中共與蘇聯的關系問題。他描述說，謝偉思認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論）達到最終建立無階級社會的目的， 至少在戰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與美國的經濟合作加快戰后復興---通過采訪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袖，謝偉思得知，中共領導人不指望蘇聯 能向中國提供急需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唯有美國可能（頁186）。鄒讜評論說，這樣的觀點表明謝偉思沒有看清GCD人的共產主義性質。但奇怪的是，寫作《美 國在中國的失敗》時在1960年代初，鄒讜已經知道兩個事實：其一，抗戰期間，蘇聯對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況中共與莫斯科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并非 主奴關系；其二，從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為了實現雅爾塔協議的利益，一直拒絕支持中共，反倒與國民政府關系緊密，直到國共內戰的戰略格局完全逆 轉，蘇聯才開始支持中共。因此，鄒讜在書中批評謝偉思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缺乏清醒認識，如果不是反諷，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說這些都還僅僅是外證的話，就讓我 們看幾條內證：鄒讜批評謝偉思沒有看到中共與蘇聯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聯系，奇怪的是，他同時又批評謝偉思沒有看到，中共在沒有蘇聯直接援助的情況 下生存和增長的能力，他們具有土生土長的政治基礎，他們有一個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黨的委員會中享有權力的領導集團（頁190）---在歸納兩位外 交官的觀點時，鄒讜明確把這說成他們的觀點（頁174）。諸如此類的自相矛盾，在鄒讜的書中絕不少見：一方面他批評戴維斯沒有看到GCD人的現實斗爭策略 與最終目標的區別，另一方面又贊揚戴維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歐洲的地下組織或游擊運動更為堅強和自立的力量（頁181）。一方面他一再強調，謝 偉思和戴維斯對中國GCD的性質和意圖的錯誤理解......歸根結底是由于過低估計了意識形態在中共事務中的作用（頁194）；另一方面他又說，戴維斯其實已 經看到，一旦國共組成聯合政府，GCD必將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從而，要指望蔣介石接受美國的壓力，明顯不可能（頁178）。這無異于說，至少 戴維斯沒有過低估計意識形態在美國事務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鄒讜自己一方面高調批評美國政治學家在意識形態方面愚昧無知（頁208），另一方面又斷 言：美國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拋棄國民黨，轉而支持受蘇聯GCD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識上忠誠于它的黨（頁51）---這恰恰是有高度意識形態意識的表 現。
總結美國對中共的認識時，鄒讜說，正確認識中共的性質和意圖的人真是鳳毛麟角，盡管在政治舞臺上，許多人樂于事后發難（頁208）。從他對戴維 斯如下看法的評價來看，戴維斯大概屬于鳳毛麟角一類：戴維斯看到了中共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與領導人的親俄態度之間的裂痕，這種沖突甚至可能導致黨 的分裂。鄒讜用戴維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寧主義組織起來的政黨為由，輕松打發了戴維斯的觀察，說中共的民族主義傾向不過是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的外交政策的一種 策略說法（頁182）---其實鄒讜很清楚，GCD內的確一直存在沖突，這就是毛澤東后來一再強調的路線斗爭。鄒讜當時不便說的中共黨內高層沖突，在 他晚年編訂的第二部文集《中國革命再闡釋》中成了一大重點論題（《再闡釋》，頁165-252）。《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引用過1944年底（11月7日） 戴維斯從延安發回的報告中的一段話，在當時以及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這話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耶路撒冷。中國共產主義的圣人和先知們......熱烈地追求階級妥協和政黨聯合的陌生上帝，極為羞怯地崇拜著外國投資者這一 財神，渴望以世俗的標準受到人們尊重。所有這些遠遠超出了詭計多端的GCD機會主義。（頁181-182）
鄒讜教授讓我們看到，戴維斯不屬于事后發難一類......
結語 何謂國際政治中的高尚
對于當年美國提出戰后建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的設想，鄒讜在書中有過這樣一段罕見的帶感情的評論文字：
這種政策體現了一種善良、高尚和激勵人心的想象力，它來源于美國與一個爭取擺脫外國統治和剝削、擺脫落后與貧窮的被壓迫國家之間的百年來似乎從未間 斷過的友誼和感情。美國人民已爭取到了自身的獨立，并在新大陸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榮社會。這種政策是符合他們慷慨大度的天性的。(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對這種政策的根本設想并不是完全脫離現實的。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中國的衰老狀況只能是暫時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連貫的文化傳統的民族或遲或 早勢必找到一條振興國家的道路。......無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緩慢與躊躇不前，她還是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使西方列強震驚的漫長的抗日戰爭被認為是中 國政治力量恢復的標志。因此，中國在美國的保護下作為大國出現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復過去的偉大形象。它預告了歐洲帝國主義在東方各國的末日的即將來 臨，開辟了東、西方以平等、友誼為基礎而共同生存的新時期。這的確是高尚和激勵人心的想法。（頁32）(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這段話本身讀起來就讓人覺得高尚和激勵人心---讓誰覺得高尚？激勵哪國人的人心？讓我們中國人覺得高尚，激勵我們中國人的人心。從這些言辭中，我 們可以看到鄒讜教授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研究美國的外交-軍事戰略決策時的關懷，看到他掩藏在內心深處的中國的國家理由。可是，與書中的無數事例對照，我 們再來回味這話，就會感到一種尖銳的反諷，以至于會覺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是一部在冷戰處境中精心構擬的反諷之作。鄒讜教授在書中一再強調，美國使 中國成為大國的政治設想是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偉大延續。今天的我們看到，這一具有道義上的優勢的對華政策中的第一條原則已經實現：各國貿易 機會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國還為自己保留了搞貿易保護、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自主權，乃至干涉中國貨幣主權等等，盡管中國人已經 自己為自己爭得了獨立主權。至于第二條原則，迄今不能說完全實現：一百多年前宣稱要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美國，迄今仍在想方設法破壞中國領土的完整統 一，高調頻繁款待西藏獨立人士，無視自清中期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就享有對西藏政教領袖的認可權......戰后蔣介石不接收琉球，并不等于美國有理由不按聯合國有關 規定讓其獨立或自治，而是托付給對中國犯下嚴重侵略罪行的日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最讓筆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義政治理念，憑靠自由主義政 治學傳統，鄒讜伸張了中國的國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來像個新左派。如果沒法說鄒讜是個披著自由主義外衣的左派分子，就只能說他的中國心沒有因為自由主義 信念和學識而褪色：沒有忘記中國文明的偉大傳統，沒有喪失中國智識人應有的基本政治常識。也許可以說，鄒讜用英文寫作和出版的這本書，表面看是在為美國政 府總結經驗教訓，暗地里則是在對美國人施行教育：除了伸張中國的國家理由、文明傳統，還敦促美國人思考嚴肅的政治問題：何謂高尚的國際政治。1938 年，國民黨黨代會通過了一項類似憲法式的宣言《抗戰建國綱領》，鄒讜在書中引用了蔣介石隨后解釋這一綱領時講的一段話：
對亞洲和對整個世界，我們只希望盡到我們的義務，即反對任何對霸權的欲望以及與仁愛的道德信條不相符合的愿望。仁愛是中國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國本 國的利益來說，革命的目標是恢復她原來的邊界，就整個世界來說，革命的目標是使所有的國家逐步從平等的階段走向理想的統一。（頁36）
鄒讜以含蓄的筆法表明，美國在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認識到中國人的意志力量來自于反對任何霸權和所有國家基于平等達成理想的統一這 兩條高尚的政治正義訴求（第二共和處理國際關系同樣以此為準則）。恢復中國原來的邊界是這兩條正義訴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訴求，用常識性的話來說，現代 中國作為主權國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國際政治原則是：不要欺負人，遑論欺人太甚。無視這兩條基本的國際正義原則，無論哪個大國對中國表示關切，都是居心叵 測。
在前面那段激動人心的文字中鄒讜說，由于美國的高尚對華政策，中國在美國的保護下作為大國出現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復過去的偉大形象 ---聯系到這句話，《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以朝鮮戰爭爆發收尾，堪稱筆法高韜的諷刺。鄒讜說，美國現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對的不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 是直接反對中國的民族利益（頁486）；因為，此時中國GCD已不再是一個企圖奪取政權的武裝政黨了，他們是中國大陸的主人（頁483）---這 話是就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封鎖臺海講的，如果美國迄今仍在封鎖臺海反對中國的民族利益，我們就不得不感嘆鄒讜的春秋筆法寓意深遠。鄒讜清楚地看到，美國介入 臺海絕非僅僅是出于冷戰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幟鮮明地反帝的GCD獲得政權后必然要恢復文明大國形象的抱負，美國則希望能像管制二戰中的兩個法 西斯戰敗國那樣管制一個二戰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國：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納GCD中國進入聯合國時，美國便馬基雅維利主義地事先強化日本對琉 球和釣魚島的托管權---所謂國際正義就是這樣制作出來的。如今美國所謂歡迎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說法，用鄒讜的眼光來看，其真實含義不過是對 美國的利益負責。他在自己的書中告訴美國人的是，與西方相遇的百年來，中國一直在艱難地努力做到對自身的文明理想負責。
中國并未在美國的保護下恢復過去的偉大形象，反倒是靠裝備低劣的志愿軍在朝鮮半島擊敗技術精良、火力立體得超強的美軍而恢復自己過去的偉大 形象。在今天，有中國智識人會說，抗美援朝是為了意識形態而戰，十多萬農民的兒子為挽救一個別國政權白白戰死和凍死，得不償失---老牌自由主義者鄒讜教 授卻看到：隨著臺灣海峽的中立化，美國第七艦隊跟中國GCD的軍隊相互對峙，直接沖突或遲或早都很可能要發生（頁490）。比這更為深刻的是，鄒 讜看到，中共把美國在朝鮮的行動，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打敗之前五十年的侵略過程的重演......正是這種立即有危險的感覺，才驅使中國GCD人采取 志愿軍行動（頁497）---換言之，美軍越過三八線，讓中共想起近半個世紀前日本入侵朝鮮后的甲午戰爭。在今天，這話很可能會被算做左派言論，卻的確出 自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鄒讜之口，而且是在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項目中說的。當年國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血戰數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 國正式對日宣戰，中共卻在美國派航母封鎖臺海、轟炸東北邊境并揚言要越過三八線時就公開發出警告。鄒讜讓我們由此得出對比：中共面對美國的威脅與國民黨當 年面對日本的威脅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于，中國的體質仍然貧弱，甚至更為貧弱，共軍的裝備面對美軍時更遠不及國軍面對日軍時的裝備。何其不 同在于，蔣介石跟隨英美對日宣戰才對日宣戰，中共卻在蘇聯從朝鮮撤出軍援人員并拒絕為中國志愿軍提供空軍支援的情況下決斷對美開戰，靠共軍的貧弱體力為國 家爭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復了文明大國過去的偉大形象。
鄒讜明確地說，美軍越過三八線無疑是錯誤決策，再次證明了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盤算方式有問題：麥克阿瑟向鴨綠江的輕率進軍，使北京打了一個 劃時代的奇襲的勝仗（頁490）。所謂奇襲的說法明顯似是而非，以減低劃時代一詞的刺激，因為，北京對美軍越過三八線早提出過警告。何況，二十 五萬大軍的移動要完全保密，從軍事上講根本不可能，事實上，美軍已經發現中國軍隊的異動。奇襲的說法其實是在給美國人留面子，因為，遭到奇襲的真 正原因是，從麥克阿瑟將軍到美軍士兵，沒誰相信中共軍隊敢對擁有立體火力的世界頭號強師發起攻擊。如今，美國仍有政治家評論說：倘若中國志愿軍在兩次奇襲 得意忘形的美軍大獲全勝之后停在三八線上，句號就畫得完美無缺了。如此說法再次印證了鄒讜對美國在中國失敗的分析，因為，此言堪稱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負修 辭：這位美國政治學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國政府，他也知道，板門店談判并未把要求美軍撤離臺海作為一項訴求，更沒有涉及中國作為 戰勝國對日本的處置權利......但他卻不能理解文明古國的仁愛。鄒讜教授幸運的是，他已經在1999年去世，沒有機會聽見幾年前美軍太平洋戰區司令在北京 （！）演講時說：臺海是公海，美軍航母想什么時候過就什么時候過---在電視上我們見到，現為美國防長的此公說這話時，臉上掠過一絲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 許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中國教授鄒讜的莊嚴諷刺：何等高尚的政治......□劉小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