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認為，所謂“誤診”，就是醫院因其過錯而對病人疾病所做出的錯誤診斷。這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概念界定。然而，如果基于誤診就是醫院有過錯的醫療行為，并認定誤診會耽誤治療而給病人帶來損害，進而就認定醫院只要有誤診就應向病人承擔法律責任，這卻是一個基于生活表象所做出的不符合科學邏輯和法律邏輯的錯誤觀念。遺憾的是，在處理醫療糾紛的司法實踐中，這一錯誤觀念卻常常左右法官的審判思維過程。有例為證：魏某于去年6月到北京市某醫院治療，醫院診斷證明書確認魏某患有胰頭癌，并建議魏某轉院治療。魏某到第二家醫院住院觀察8天后，經診斷為酒精性胰腺炎和胰腺假性囊腫，根本沒有癌癥。魏某認為，第一家醫院的誤診讓自己及家人陷入痛苦，于是起訴該醫院，要求其返還醫療費并賠償精神損失費5萬元。第一家醫院認為，診斷是根據魏某的臨床表現、既往病史并結合輔助檢查結果做出的，醫療行為符合診療操作常規并不存在過錯；其與第二家醫院做出不同診斷意見，是醫療工作中的正�，F象。法院經審理認為，第一家醫院的辯解意見沒有確實有效的證據予以證實，最終認定該醫院醫療行為存在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遂判決醫院返還魏某醫療費6000元，并賠償精神損失費1萬元。
法院對該案的判決動機是可以理解的，其旨在約束醫院的醫療行為并使其減少誤診現象，補償因醫院誤診而造成的患者損失。倘若出現誤診，醫院當然有錯誤，否則不可能出現誤診。但僅僅以醫院出現誤診就有錯誤為前提，并不能當然得出醫院應當擔責的法律結論。在為誤診現象設定法律責任機制時，有三個重要問題是必須預先考慮的。其一，法律機制能否消除或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誤診現象，以及通過何種機制消除誤診現象。其二，對于誤診的價值如何判斷，誤診是否只有消極價值而沒有積極價值。其三，對于導致誤診的過錯，是否要區分為醫學上的過錯和法律上的過錯。
人是最為復雜的自然有機體，醫療行為是對這個最為復雜的有機體及其病理機制的認識與修復過程。對疾病的診斷首先要依賴醫學進步的現有水平，但由于醫學發展永遠具有過程性和階段性，因此一般性的誤診在所難免。即使某種疾病的診斷方法已經達到理論成熟，但具體病人及其疾病具有差異性會導致每一個體對象的醫療過程具有特殊性，因此具體性的誤診也在所難免。歸根到底，誤診是一種醫學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錯誤，因此誤診及其相對應的確診都具有相對性。對于一個病例，此時認定為確診，但日后醫學進步時又可能被認定為誤診，或者相反；甲醫院認為是確診的，可能被乙醫院認定是誤診，還可能被丙醫院認定甲乙兩醫院都是誤診。醫學范疇的誤診只能依賴醫學的方法來消除，法律不是一種醫療方法，不可能對醫學上不確定的診斷結果做出法律上確定的判斷，而只能對于診斷的形成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做出判斷。因此，法律只能消除非醫學原因導致的誤診，如醫院或醫生不負責任行為導致的誤診，而不負責任的醫院或醫生可以假定為少數�？梢�，通過法律機制減少誤診現象不是不可能，但法律只能消除少量的誤診現象。
認為誤診只有負面的消極價值，是一個缺乏深入分析的判斷。在診斷學上的醫學進步，都是以大量的誤診經驗為基礎的。要診斷就難免誤診，在反復誤診的過程中尋找出確診的方法，醫學就因此進步。如果以制度措施預設醫療過程中不能有誤診，醫院就只能放棄有獨創性的診斷，醫學進步和醫療發展反倒會因此停滯。對于一個具體的病例，誤診也是有積極意義的，一個確診往往要在多個誤診的基礎上形成，而且愈是疑難病例就愈是如此。因為診斷過程既是證實過程也是證偽過程，通過先前的一個個誤診的排除，就愈加接近確診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除了醫生或醫院不負責任的診斷之外，誤診對患者總是有或多或少的好處。最近有制度要求醫院的檢查結果可以通用，其中反映出的邏輯表明：如果基于同一檢查結果做出的診斷一致，患者就不必在不同醫院就診；如果基于同一檢查結果的診斷不一致，那么其中必有誤診，但不同醫院基于同一檢查結果所做出的不同診斷對于患者都是必要的。
由此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就是單純的誤診結果并不是法律歸責的依據。因為誤診是不可避免的醫療現象，法律不能對即使很盡責也不能避免誤診的行為人予以歸責，否則制度就失去公平性；誤診并不只是具有消極價值，法律對于形成確診有意義的誤診予以歸責，違背醫療規律并會妨礙醫學進步。因此，法律歸責的依據只能在誤診的形成過程中尋找，并且只能以形成誤診的過錯作為法律歸責依據，這就需要對形成誤診的過錯進行一般定性與具體確定。導致誤診的過錯可以區分為醫學上的過錯和法律上的過錯，前者是依據醫學理論和醫療規范所確定的診斷過錯，是醫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錯誤，可以說，所有的誤診都有醫學上的過錯；后者是依據法律所確定的行為過錯，是法律行為論上的錯誤，有的誤診有法律上的過錯，而有的誤診則無法律上的過錯。醫學上的過錯不是法律歸責的概括要件，只有其中析出的法律上過錯才是歸責要件。
判斷一個誤診在有醫學上過錯的同時是否有法律上過錯，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入手：（1）做出誤診的過程是否符合通常的診斷規范，如果符合通常的診斷規范，即使得出不同的診斷結果包括誤診，醫院或醫生也沒有法律上的過錯。如果診斷行為不符合通常的診斷規范，那么對于誤診結果，醫院或醫生就可能具有法律上的過錯。（2）導致誤診的診斷即使不符合通常的診斷規范，也并不等于醫院或醫生就一定有法律上的過錯，因為對于特殊疾病的診斷可能需要打破常規，而醫學只有在打破常規的基礎上才能進步。因此，在醫院或醫生采取不符合通常診斷規范的特殊診斷方法時，如果有充分的醫學理由并且征得患者或其家屬的同意，即使出現誤診，也不能認定其有法律上的過錯。（3）在判斷醫院或醫生是否有法律上過錯時，要考慮醫院或醫生的診斷能力，包括應有的醫學知識水平、設備技術水準和專門醫療經驗等。如果醫院或醫生在其應有的診斷能力下，即使負責任的診斷仍難以避免誤診，可以認定其沒有法律上的過錯。因此，可以這樣確定誤診時是否具有法律上的錯過：在醫院或醫生應有的診斷水平前提下，醫院或醫生違反通常的醫學診斷規范并且沒有充分的醫學理由時，可以認定其對誤診結果的產生具有法律上的過錯。
在具體的審判實踐中，判斷做出誤診的醫院或醫生是否具有法律上的過錯，應當采取專家證人制度。即在具體的誤診糾紛案件審判中，對于醫院或醫生的診斷行為是否符合通常診斷規范或是否具有充分的醫學理由，應當由醫療鑒定機構或相關領域的醫學專家做出判斷，其具體形式可以是專家書面證言、專家出庭作證或醫療鑒定機構鑒定等。做出誤診的醫院或醫生當然可以自辯，但其只有醫學上過錯而無法律上過錯的自辯是否成立，應當仍由醫學專家做出判斷。法官作為醫療領域的外行人，如果法官自己對誤診行為是否符合通常醫學診斷規范或是否具有充分的醫學理由做出判斷，總是缺乏公信力的做法。
實際上，我們從提供專家服務的合同制度與法理中，同樣能推導出醫院或醫生不必為沒有法律上過錯的誤診擔責的結論。例如，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是否達到充分履行義務的程度，不以代理案件是否勝訴為標準，甲律師代理的案件一審敗訴，乙律師代理的同一案件卻在二審勝訴，不能僅僅以此追究甲律師處理法律事務失誤（如訴訟策略錯誤）的責任。在以提供專家服務為標的的合同中，能否以服務結果作為專家義務履行標準，有兩個重要的判斷根據：其一，該類服務結果在性質上是否有預先確定性，如有預先確定性，則可以用服務結果作為履行義務是否得當的判斷標準；如果沒有預先確定性，則不能用服務結果作為判斷標準，而只能用服務過程是否盡責作為判斷標準。其二，履行合同的過程要符合雙方訂立合同的目的，而不是一方當事人的締約動機。對于服務結果不能事先確定的合同，訂立相關服務合同的目的，應是要求專家一方提供負責任的專業服務，而不是肯定要滿足需求服務一方訂立合同時的動機。例如，委托專家理財的客戶當然是以盈利為動機，在同樣的市場條件下，甲專家的理財業務虧損而乙理財專家的業務盈利，但客戶卻不能僅僅以此追究甲理財專家的市場判斷失誤責任，因為理財專家盡責的服務即使沒有滿足客戶的盈利動機，但卻實現了委托理財合同的目的。醫療合同也是如此，到醫院得到確診并得到有效治療，是任何患者與醫院訂立合同的動機，但是診斷結果不具有事先確定性，醫院只要為患者提供了盡責的服務，即使沒有滿足患者期望確診的動機，也是實現了醫療合同的目的�？梢哉f，在專家提供不能事先確定結果的專業服務時，對于已盡責情形下的業務判斷錯誤具有免責性，法律要消除的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過程錯誤，而不是盡責情形下的行為結果錯誤。
還需要申明的是，把判決的結果與醫院診斷的結果相聯系，其實是加大了法院判決的誤判風險。試想：前述案例中的魏某日后再有病住院時，如果有第三家醫院經診斷認定魏某確實是患有癌癥，第一家醫院并未誤診，誤診的卻是第二家醫院，對此，做出第一家醫院因誤診而擔責的法院將何以自處？
綜上所述，一個可供參考的建議是：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醫療損害，單純的誤診不必作為醫院或醫生的歸責事由，法院也不應當僅就誤診事項做出醫院或醫生擔責的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