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賄賂罪的幾個問題
（一）關于受賄罪的主體問題
《補充規定》第四條規定的受賄罪主體，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
受賄罪
的人員。
“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以外的依照法律從事公務或者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
（二）關于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如何理解的問題。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或者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職權”是指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與職務有關”是指雖然不是直接利用職權，但利用了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國家工作人員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應以受賄論處。對于單純利用親友關系，為請托人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不應以受賄論處。
（三）已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問題，已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原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四）關于構成受賄罪的行為如何掌握的問題根據《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一款的規定，認定受賄罪的行為應當掌握：
l．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據賄罪。
2．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堅決打擊騙取出口退稅嚴厲懲治金融和財稅領域犯罪活動的通知》（1996．2．17法發〔1996〕5號）四、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的刑責注意 要注意依法追究稅務、海關、銀行工作人員和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犯罪的刑事責任。對上述人員與其他犯罪分子內外勾結或參與金融、財稅領域犯罪活動的，要以共犯從重處罰。其中有貪污、受賄的，要數罪并罰，從重判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的通知》（1996．6．26法發[1996]21號）
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結合當前審判工作實際，現對審理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案件適用緩刑問題，作如下規定：
一、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數額在二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犯罪情節較輕，能主動坦白，積極退贓，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適用緩刑。
二、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一萬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等法定減輕情節的之外，一般不適用緩刑。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數額一萬元以上不滿五萬元，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減輕處罰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適用緩刑。對其中犯罪情節較輕，積極退贓的，且在重大生產、科研項目中起關鍵性作用，有特殊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情況的，可以適用緩刑，但必須從嚴掌握。
三、對下列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不適用緩刑；
（一）犯罪行為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二）沒有退贓，無悔改表現的；
（三）犯罪動機、手段等情節惡劣，或者將贓款用于投機倒把、走私、賭博等非法活動的；
（四）屬于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數罪的；
（五）曾因經濟違法犯罪行為受過行政處分或刑事處罰的；
（六）犯罪涉及的財物屬于國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救濟款項和物資，情節嚴重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2000．6.30 法釋（2000〕21號自2000年7月21日起施行）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江蘇高法院〔1999〕65號《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時為他人謀利，離退休后收受財物是否構成受賄罪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退休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7〕22號）
為依法懲治受賄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現就辦理受賄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提出以下意見：
一、關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1）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
（2）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屋、汽車等物品的；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
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前款所列市場價格包括商品經營者事先設定的不針對特定人的最低優惠價格。根據商品經營者事先設定的各種優惠交易條件，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的，不屬于受賄。
二、關于收受干股問題
干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賄論處。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相關證據證明股份發生了實際轉讓的，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計算，所分紅利按受賄孳息處理。股份未實際轉讓，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實際獲利數額應當認定為受賄數額。
三、關于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由請托人出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為請托人給國家工作人員的出資額。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的，以受賄論處。
四、關于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收受賄賂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未實際出資而獲取“收益”，或者雖然實際出資，但獲取“收益”明顯高于出資應得收益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前一情形，以“收益”額計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額與出資應得收益額的差額計算。
五、關于以賭博形式收受賄賂的認定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通過賭博方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構成受賄。
實踐中應注意區分賄賂與賭博活動、娛樂活動的界限。具體認定時，主要應當結合以下因素進行判斷：（1）賭博的背景、場合、時間、次數；（2）賭資來源；（3）其他賭博參與者有無事先通謀；（4）輸贏錢物的具體情況和金額大小。
六、關于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請托人以給特定關系人安排工作為名，使特定關系人不實際工作卻獲取所謂薪酬的，以受賄論處。
七、關于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
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共同實施前款行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八、關于收受賄賂物品未辦理權屬變更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認定以房屋、汽車等物品為對象的受賄，應注意與借用的區分。具體認定時，除雙方交代或者書面協議之外，主要應當結合以下因素進行判斷：（1）有無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實際使用；（3）借用時間的長短；（4）有無歸還的條件；（5）有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
九、關于收受財物后退還或者上交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
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
十、關于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利，離職后收受財物問題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在離職后收受的，以受賄論處。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離職前后連續收受請托人財物的，離職前后收受部分均應計入受賄數額。
十一、關于“特定關系人”的范圍
本意見所稱“特定關系人”，是指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
十二、關于正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問題
依照本意見辦理受賄刑事案件，要根據刑法關于受賄罪的有關規定和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準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懲處少數，教育多數。在從嚴懲處受賄犯罪的同時，對于具有自首、立功等情節的，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主要客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正常管理活動； 次要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
本罪的犯罪對象是財物。但不應狹隘地理解為現金、具體物品，而應看其是否含有財產或其他利益成分。這種利益既可以當即實現，也可以在將來實現。因此，作為受賄罪犯罪對象的財物，必須是具有物質性利益的，并以客觀形態存在的一切財物。包括：貨幣、有價證券、商品等，另外，對受賄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著眼點，既可以是該財物的價值，也可以是該財物的使用價值。所以，受賄罪中的賄賂：財物，從一定意義上說，屬于商品范疇。
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具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利用職務之便是受賄罪客觀方面的一個重要構成要件，利用職務之便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1)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職權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依法作出一定行為的資格，是權力的特殊表現形式。具體是指利用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職務上直接處理某項事務的權利。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財物，是典型的受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受賄罪是利用職權的便利條件構成的。例如，負責掌管物資調撥、分配、銷售、采購的人，利用其調撥權、分配權、銷售采購權，滿足行賄人的愿望，而收受財物。
(2)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職權，而是利用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實踐中，利用第三者職務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是親屬關系，二是私人關系，三是職務關系。至于前兩種情況，利用的主要是血緣與感情的關系，與本人職務無關。對于單純利用親友關系，為請托人辦事，從中收受財物的，不應以受賄論處。在第三種情況下，則與本人職務有一定關聯。受賄人利用第三者的職務之便受賄，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職務之便，必須以自己的職務為基礎或者利用了與本人職務活動有緊密聯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賄人從中周旋使他人獲得利益。根據司法實踐，利用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一般發生在職務上存在制約或者相互影響關系的場合。
從受賄罪的客觀行為來看，有兩種具體表現形式：
(1)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財物。索賄是受賄人以公開或暗示的方法，主動向行賄人索取賄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挾的方式，迫使當事人行賄。鑒于索賄情況突出，主觀惡性更嚴重，情節更惡劣，社會危害性相對于收受賄賂更為嚴重。因此，本法明確規定，索賄的從重處罰。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賄罪。
(2)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賄賂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收受賄賂，一般是行賄人以各種方式主動進行收買腐蝕，受賄人一般是被動接受他人財物或者是接受他人允諾給予財物，而為行賄人謀取利益。
傳統觀點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但事實上并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則不成立受賄罪。同時認為，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已經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據此，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客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而不要求實際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我們將這種觀點稱為舊客觀說。舊客觀說存在許多問題，如與受賄罪的本質不相符合，與認定受賄既遂的標準不相符合，與罪刑相適應原則不相符合，于是有人提出，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是客觀要件，而是主觀要件(主觀要件說)。但這種觀點對刑法規定進行了扭曲解釋，也容易不當地縮小受賄罪的處罰范圍。因此，我們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仍然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其內容是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國家工作人員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之前或者之后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就在客觀上形成了以權換利的約定，同時使人們產生以下認識：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是可以收買的，只要給予財物，就可以使國家工作人員為自己謀取各種利益。這本身就使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受到了侵犯。這樣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本身是一種行為，故符合刑法將其規定為客觀要件的表述；為他人謀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種許諾，不要求有謀取利益的實際行為與結果;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一種許諾，故只要收受了財物就是受賄既遂，而不是待實際上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本身是一種行為。許諾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當他人主動行賄并提出為其謀取利益的要求后，國家工作人員雖沒明確答復辦理，但只要不予拒絕，就應當認為是一種暗示的許諾。許諾既可以直接對行賄人許諾，也可以通過第三者對行賄人許諾。許諾既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假的。虛假許諾，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職權或者職務條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職務行為時，并不打算為他人謀取利益，卻又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但虛假承諾構成受賄罪是有條件的：其一，一般只能在收受財物后作虛假承諾；其二，許諾的內容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有關聯;其二，因為許諾而在客觀上形成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約定。
受賄行為所索取、收受的是財物，該財物稱為賄賂。賄賂的本質在于，它是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有關的、作為不正當報酬的利益。賄賂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具有關聯性，職務是國家工作人員基于其地位應當作為公務處理的一切事務，其范圍由法律、法令或職務的內容決定。職務行為既可能是作為，也可能是不作為。賄賂與職務行為的關聯性，是指因為行為人具有某種職務，才可能向他人索取賄賂，他人才向其提供賄賂。不僅如此，賄賂還是作為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的利益，它與職務行為之間存在對價關系。即賄賂是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不正當報酬不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本身是不正當的，而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實施職務行為時不應當索取或者收受利益卻索取、收受了這種利益。賄賂還必須是一種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利益。
本法將賄賂的內容限定為財物，財物是指具有價值的可以管理的有體物、無體物以及財產性利益。能夠轉移占有的有體物與無體物，屬于財物自不待言，但財產性利益也應包括在內。因為財產性利益可以通過金錢估價，而且許多財產性利益的價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經濟價值，沒有理由將財產性利益排除在財物之外。受賄罪是以權換利的骯臟交易，將能夠轉移占有與使用的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至于非財產性利益，則不屬于財物。雖然從受賄罪的實質以及國外的刑法立法與司法實踐上看，賄賂可能包括非物質性利益，但中國一貫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就決定了要將受賄的認定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內。將非財產性利益視為賄賂，則擴大了受賄罪的處罰范圍。因此，在目前還不適宜將非財產性利益作為賄賂。
根據1993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施行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的規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的；
2、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賄行為而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2)故意刁難、要挾有關單位、個人，造成惡劣影響的；
(3)強行索取財物的。
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另據本法第93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包括當然的國家工作人員，即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擬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即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本條第2款是對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的規定。這種發生在經濟往來活動中的受賄，理論界稱之為經濟受賄。本款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中關于在經濟往來中禁止收受回扣和各種名義的手續費的規定。前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后者如國務院辦公廳1986年6月5日發出的《關于嚴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其主要內容包括：在經濟交往、商品交易中，如果需要給買方優惠，可以采取明示方式給對方價格折扣，不能采取回扣或者各種名義的手續費的方式，經營者給予對方折扣的，必須如實入帳。所謂折扣，即商品購銷中的讓利，是指經營者在銷售商品時，以明示并如實入帳的方式給予對方的價格優惠，包括支付價款時對價款總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還的形式。所謂明示和入帳，是指根據合同約定的金額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設立的反映其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行政事業經營收入的財務帳上按照財務會計制度規定明確如實記載。回扣是指經營者銷售商品在帳外暗中以現金、實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給對方單位或者個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價款。所謂帳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設立的反映其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行政事業經費收支的財務帳上按照財物會計制度規定明確如實記載，包括不記入財務帳、轉入其他財務帳或者做假帳等。在經濟交往中，在帳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手續費，是指在經濟活動中，除回扣以外，違反國家規定支付給有關公務人員的各種名義的錢或物，如傭金、信息費、顧問費、勞務費、辛苦費、好處費。根據這些規定，收受回扣或者各種名義的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應以受賄論處。
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是由故意構成，只有行為人是出于故意所實施的受賄犯罪行為才構成受賄罪，過失行為不構成本罪。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利益，而無受賄意圖，后者以酬謝名義將財物送至其家中，而前者并不知情，不能以受賄論處。在實踐中，行為人往往以各種巧妙手法掩蓋其真實的犯罪目的，因而必須深入地加以分析判斷。如在實踐中，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益，收受財物，只象征性地付少量現金，實際上是掩蓋受賄行為的一種手段，對之應當以受賄論處。對于這種案件受賄金額的計算，應當以行賄人購買物品實際支付的金額扣除受賄人已付的現金額來計算。
受賄罪的量刑問題與貪污罪基本相同。以受賄數額和受賄情節為標準，具體確定行為人的刑罰。
1、個人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2、個人受賄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l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
3、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不滿1萬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矛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4、個人受賄數額不滿5千元，情節較重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情節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惡劣；行為人既貪贓又枉法；受賄行為給國家造成嚴重損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賄后又參與、支持其他犯罪活動：訂立攻守同盟，銷毀罪證，拒不坦白退贓；在對外活動中，向外商索賄受賄等。情節較輕，一般是指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沒有違反有關規定；行為沒有給國家或集體造成嚴重損失；案發后坦白交待事實經過，并退了贓款；或者有自首、立功表現等。
5、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受賄數額處罰。
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件的認定
本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因此，這一規定包含了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可以成為受賄罪主體的內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職權孕育的結果，兩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與行為人擁有職權時間的長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況下，職位的喪失并不直接影響行為人地位便利條件的消失。所以說，當國家工作人員離(退)休后，雖職權喪失了，但因原有職權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條件，不會即刻消失。這就為該類人員變成受賄罪主體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案件時，要嚴格把握、注意以下問題：
1、已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才能以受賄罪論處。因此，已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受賄行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2)這種便利條件，必須是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具體完成的。這種便利條件與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便利條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至于該利益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以及是否真正謀取到了利益，均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4)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價值或使用價值，必須達到5千元起點。至于本人從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財物，是否真正歸本人所有了，并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2、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不違背原職務的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均不宜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違背原職務之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也應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
3、請托人給予行為人的賄賂，應當是離(退)休人員所要求互相約定的財物。如有不同，行為人收受后，或請托人未按約定的期限給付行為人賄賂的，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4、行為人在職期間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但未向請托人要求或約定賄賂，而請托人在行為人離(退)休后出于感謝給予財物的，一般該離(退)休人員不構成受賄罪。但是，如果行為人違背原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且明知請托人是因此而給予數額較大財物的，則不因為行為人的離、退休，而影響其構成受賄罪。
5、對于離、退休人員被重新聘用，并依法從事公務中而為的受賄行為，應按受賄罪論處。
6、對于在職時受賄，而離職后為請托人謀利，或者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利，而離職后索取、接受財物的，應按受賄罪論處。
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前受賄條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i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取得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取得現有職權之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具體來說：
1、要嚴格把握任職前與任職后的界限。即要以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起為標準區分。即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為的受賄行為，屬于任職前的受賄行為；而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包括當日)以后而為的受賄行為，屬于任職后的受賄行為。
2、是否依法追究行為人任職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區別對待。關鍵是看受賄行為與行為人任職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聯系。如果存在，則應認定為受賄罪；如果不存在，則不宜按受賄罪論處。具體來說：
(1)行為人與請托人之間有許諾，但行為人收受賄賂后，在任職后并沒有履行職前許諾的，則不構成受賄罪，但可以構成敲詐勒索罪或詐騙罪；但是，如果行為人收受賄賂后，在任職后履行了職前許諾即為請托人謀取其欲謀取的利益，則應以受賄罪論處。
(2)行為人與請托人之間有了承諾，但當行為人任職后沒有按照職前承諾的內容為請托人謀取其欲謀取的利益，而為請托人謀取了其他利益的，則不影響行為人受賄罪的成立。
(3)行為人與請托人之間的承諾，行為人任職后應主動履行承諾，但因客觀原因末能使為請托人謀取的利益實現的，亦不影響行為人受賄罪的成立。
國家工作人員親屬受賄案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親屬，可以成為受賄罪的共犯，而無論該親屬本身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本罪的犯罪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
這一點同于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本罪在主觀方面體現為故意。在客觀方面，則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問題在修訂后《刑法》公布后尚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釋前，可參考“兩高”《關于執行（關于嚴懲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三條第二項的規定。
注意
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賄罪；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1988年《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受賄”、現《刑法》已將該內容收納為第三百八十五條，但將其主體限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司法實踐中，對經濟受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時，要注意正確界定回扣、手續費的概念。區別回扣與傭金、折扣、獎金的不同，在正確認定“違反國家規定”的問題。在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中，特別要注意區分受賄罪與非罪的界限，包括受賄行為與正常禮尚往來的界限，受賄行為與獲得合理報酬行為的界限，受賄罪與經濟上不正之風的界限，受賄罪與一般受賄行為的界限，盡量避免錯案的發生。
關于“預約受賄”問題
最高法院關于離退休人員事先約定以后收受財物仍以受賄定罪的規定，已經明確，可依此執行。
關于共同受賄的認定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混合主體能否構成共同受賄罪
所謂混合主體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與無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諸如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體必須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那么非國家工作人員例如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所實施的行為能否構成受賄罪呢？回顧中國現有法律規定，在1997年新刑法修訂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8年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其中明文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顯然可以成為受賄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訂取消了此條，僅對共同貪污行為有所規定，而對混合主體的伙同受賄問題沒有涉及。基于此，許多同志對新刑法實施以后如何認定混合主體的共同受賄行為產生了模糊認識。筆者認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論以及遵循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國家工作人員伙同受賄的行為仍可以構成共同受賄罪。具體分析如下： 1.共同犯罪只要求共同犯罪主體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實施共同的犯罪行為，其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即可。對照受賄罪，屬于故意犯罪類型，只要混合主體的受賄行為符合以上條件就完全可以認定為共同受賄罪。
2.不能以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由否認混合主體共同受賄罪的存在。因為雖然在刑法分則中沒有明確對該種行為作出定性，但是應適用總則中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論予以認定。這樣操作正是體現了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即有特殊規定時應優先適用特殊規定，否則可以適用總則的一般原理。另外基于刑法的基本理論，非身份犯不可能單獨實施身份犯罪，但可以與特定身份者共同完成此類犯罪行為。因此，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形成的混合主體可以成為共同受賄罪的主體形式之一。
刑法修正案（七）關于斡旋受賄的規定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受賄罪適用緩刑的條件
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的通知>》的規定：
一、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數額在二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犯罪情節較輕，能主動坦白，積極退贓，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適用緩刑。
二、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一萬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等法定減輕情節的之外，一般不適用緩刑。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數額一萬元以上不滿五萬元，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減輕處罰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適用緩刑。對其中犯罪情節較輕，積極退贓的，且在重大生產、科研項目中起關鍵性作用，有特殊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情況的，可以適用緩刑，但必須從嚴掌握。
三、對下列受賄犯罪分子不適用緩刑；
（一）犯罪行為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
（二）沒有退贓，無悔改表現的；
（三）日罪動機、手段等情節惡劣，或者將贓款用于投機倒把、走私、賭博等非法活動的；
（四）屬于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數罪的；
（五）曾因經濟違法犯罪行為受過行政處分或刑事處罰的；
（六）犯罪涉及的財物屬于國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救濟款項和物資，情節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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