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刑訊逼供證據”有望入法
刑事訴訟法將迎15年來首次修改，專家建議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去掉“如實供述”表述
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碼的要求，如果這都做不到，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
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不人道的、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
——王敏遠
刑事訴訟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確將“未經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寫進法律。但在過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躲貓貓事件、開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訊逼供、有罪推定和監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訴訟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刑訴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法工委也已正式啟動該法修改的調研。
■ 專家建議
“如實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權保持沉默
“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來在法庭上作為控告你的證據。”
著名的“米蘭達警告”，也稱“米蘭達告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訊問時，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
中策
不強迫自證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強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者被強迫承認犯罪。”
這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我國已簽署，但尚未批準加入。
在美國、法國等許多國家的法典中，是一條比較普遍的條款。
下策
廢除“如實供述”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口號，作為審案政策已實行了幾十年。這一審訊原則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以求寬大處理。
這個政策重口供而輕證據，很容易引來刑訊逼供，近年在海淀區檢察院等地已經取消。
新京報：1996年，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但很快學界就呼吁再次大修，這比較罕見，是不是說當時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遠：修改的積極意義還是應當肯定的，例如確立了未經法院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這都是巨大的進步。但當時確實留下了不少問題和爭議、要求修改的呼聲也會很自然地產生，這是正常的。還有后來在實踐中產生的新問題，現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夠把這些問題逐步解決。
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
新京報：1996年修改刑訴法時，中國已經批準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公約里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沒有體現出來。
王敏遠：當時還沒有公約意識。研究討論過程中很少提到國際公約。即使有人提出，也沒有任何反應，反對的沒有，贊成的也沒有，就像沒聽見一樣。
新京報：刑訴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遠：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比如羈押的司法審查等，但差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報：以公約為底線是否已經達成了共識？
王敏遠：我沒有聽到官方的明確的說法，學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實這不是什么高標準的要求，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碼的要求，如果這都做不到，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
“如實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報：哪些公約的規則可能會納入刑訴法修改？
王敏遠：據我所知，這次修改中對公約的很多內容是予以考慮的，比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這次就很可能要寫進去，解決我國刑訴法的“如實供述”與公約不一致的問題。我認為選擇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蘭達規則相似的沉默權，中策是依照國際公約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下策是簡單地將“如實供述”去掉。
新京報：我們會選擇中策？
王敏遠：有中策已經很不錯了，已經是很重要的進步了。當然，這也有現實基礎。前些時間我去參觀一些公安機關的審訊室，有的已經不再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了，說明有的偵查機關的破案，審訊的作用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把撬開嘴巴作為偵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報：非法證據排除的規范上，我們已經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遠：去年“兩院三部”頒布的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比較徹底了，與禁止酷刑公約一致，禁止酷刑公約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沒有要求排除非法實物證據。從法治發達國家的相關規定來看，對非法實物證據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絕對排除。當社會具備相應的條件時，通過修改法律，規定非法證據排除方式促進偵查機關改變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對刑訊逼供
新京報：改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句話，我們走了這么多年？
王敏遠：強迫自證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訴法也是不應該允許的。刑訊逼供本來就是我們禁止的。
新京報：為何刑訊逼供還是屢禁不止？
王敏遠：因為刑訴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規定，如果法律只是規定了不允許刑訊逼供，但是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據，怎么遏制刑訊逼供？
作為一種現象，刑訊逼供的原因很復雜。這和超期羈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審訊破案、靠口供找線索，這種偵查模式沒有改變，是導致刑訊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報：也有人說，刑訊逼供的確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遠：冤假錯案背后往往有刑訊逼供，但并不是刑訊逼供一定會造成冤假錯案。如果認為刑訊逼供一定導致冤假錯案，那就是把偵查人員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壞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不人道的、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
審訊時律師在場可減少刑訊
新京報：躲貓貓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監督的問題，解決看守所監督和審訊時律師在場這兩個問題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遠：刑訊逼供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徹底解決。重要的是要促進這個過程，而不要停滯，更不應阻礙這個過程。如制定審訊時律師在場的規則，雖然連律師一起打的情況也會發生，但畢竟大多數情況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報：什么是阻礙這個過程？
王敏遠：有一種觀念認為，偵查犯罪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職能部門沒有個人的私利，是為了社會治安，為了發現、揭露、懲罰犯罪，所以強調程序公正，禁止刑訊逼供就給我捆住手腳，就難以辦案了。這是錯誤的觀念。
新京報：在刑訴法修改中應該如何操作？
王敏遠：刑訊逼供原因很復雜，但法律上的對策沒那么復雜，規定相應的預防措施，如全程錄音錄像，審訊時律師在場等，再規定適當的法律后果就夠了。
證人作證不公開是秘密審判
新京報：刑事訴訟中一直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證人出庭很少。
王敏遠：證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問題，有爭議就得出庭。此外，特別的證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證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關鍵證人的證言決定人的生死，人命關天，就算沒有爭議，也必須要出庭。辦案警察和鑒定人要出庭，因為警察辦案過程的情況對發現真相有很大影響，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審訊的。
新京報：有的案件在審判中，證人拒絕回答問題。
王敏遠：這時法官要裁定，這個問題必須回答，如果作偽證還要追究責任。沒有有效質證，這種出庭是沒有意義的。所以證人出庭作證的數量并不重要，質量最重要，簡單地提高證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報：如果有的證人堅持不出庭怎么辦？
王敏遠：要設置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該證人的證詞就不能采信。
新京報：那偵查機關恐怕會反對。
王敏遠：證人作證不公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秘密審判。秘密審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錯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公正的實現，而且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新京報：此次刑訴法修改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王敏遠：和刑法修改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刑訴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協調，涉及公、檢、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職能，是個艱難的過程，是個大家達成共識的過程，這使得刑訴法修改的難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這次修法得以順利推進。
■ 鏈接
刑法和刑訴法區別
刑法是實體法，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也就是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負刑事責任，并給犯罪人以何種刑罰處罰的法律。
而刑事訴訟法是規定追訴犯罪過程中的相關規則與步驟,規定的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公、檢、法、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如何進行訴訟的規范。
■ 近年刑訊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1994年，佘妻張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張的家人懷疑張在玉被丈夫殺害。佘祥林因涉嫌殺人被批捕，1998年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張在玉突然出現。法院重新開庭，宣判佘祥林無罪。2005年9月，佘祥林領取70余萬元國家賠償和補助。
趙作海案
2010年5月，因“殺害”同村人在監獄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因“被害人”趙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無罪釋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撤銷省法院復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決，宣告趙作海無罪。隨后，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金和補助65萬元。（本報記者 楊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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