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合肥在線-合肥晚報 作者:王鵬 何芳芳 劉曉平2010年11月1日,合肥市廬陽區首先作為試點推出針對家庭暴力的“人身保護令”,11月23日,保護令在全市范圍推出，但時至今日，真正發出的人身保護令卻只有一張。2010年12月9日，廬陽區人民法院發出了首張人身保護令，當事人李先生停止家暴，與妻子和好。應該說，這一直指家庭暴力的司法措施不乏亮點，首次推出后也得到了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保護令的遇冷卻成為值得人們思考的課題。
保護令發揮效果
李先生和他的妻子蘭蘭結婚已經20多年，在結婚時兩人絕不會想到他們會與合肥首張人身保護令聯系在一起。兩人婚后時有矛盾。加之李先生有酗酒、賭博等惡習，雙方經常為一些生活瑣事吵鬧。妻子蘭蘭說話略有不慎，便會招來李先生的辱罵和毆打。為了女兒能有個良好的生活環境，蘭蘭忍氣吞聲了20多年。2010年11月份，李先生又無故毆打、辱罵蘭蘭，蘭蘭隨后要求離婚，申請了“人身保護令”。
2010年12月9日，李先生收到廬陽區人民法院一張特殊的裁定。裁定書中明確寫道：禁止以后再對其妻進行毆打、威脅和騷擾，這便是全市發出的首張“人身保護令”。廬陽區人民法院發出此一裁定并進行相應的勸說、調解后，李先生多次向家人表示悔改之意，并希望妻子蘭蘭給他一次悔過自新的機會。最終，蘭蘭愿意原諒李先生，兩人和好如初。
執行狀況待觀察
然而，人身保護令并未得到廣泛實施。“目前，電話咨詢人身保護令的人員很多，其中不乏高學歷人員，但是真正要求申請保護令的并不多。”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蔡學剛說。
此外，如果一名男子毆打老婆，老婆申請了“人身保護令”，可丈夫還是繼續施暴，法院也并不能以發過“保護令”為由，直接抓人處罰。因其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故依然只得以刑事或治安處罰相關規定執行判決。“人身保護令究竟能不能落到實處，這是讓很多人徘徊不前的一個重要原因。”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葉振東律師說。
葉律師還告訴記者，人身保護令的實施，需要中院、公安、婦聯等8家單位聯合執行。在初始階段，各部門能夠統一配合，但是否能夠堅持長久，還是有待觀察的。同時，盡管人身保護令列出了9條禁令，但這9條禁令是否具有可行性？一旦突破這9條禁令，又有何種處罰措施？這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家丑不愿對外揚
記者隨機詢問了幾位市民，部分市民表示，一般情況下不會去申請人身保護令。市民俞女士就告訴記者，家丑不可外揚，自己肯定是不會去法院申請人身保護的。當然，也有市民說，如果自己受到嚴重侵害，會通過法律的途徑申請人身保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傳統中，家庭倫理關系占據重要地位。人身保護令作為一項法令，很難在此傳統下發揮多大效用。尤其在鄉村，夫妻吵嘴、打罵，是很平常的事情，俗話說“床頭打架床尾和”。如果讓公權力過多地介入家庭生活，有時可能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
“記得小時候，父母有一次吵架吵得很兇，最后兩人帶著我一起去法院鬧離婚，可走到半路，又都停下了。”某大學學生小潘對記者說，傳統的觀念，以及親族的勸說，都會讓爭吵的夫妻顧及很多，不到萬不得已，很少有人愿意鬧上法庭。
保護令重在威懾
安徽省家庭教育指導中心專家組成員林林表示，“人身保護令”是在法律層面上關注家庭暴力，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威懾力。而家庭暴力有多種形式，暴力侵犯之外，還有精神虐待等“冷暴力”。而對于后者，法律的硬性規定及處罰很難使夫妻關系恢復和諧。
林林告訴記者，家庭暴力的施暴一方多存在一些潛在的心理情結，如心理嚴重自卑、脆弱、焦慮，有不安全感，乃至內心有一些難以化解的強烈沖突等。如此情況下，他們會通過施暴來獲得暫時的心理補償。
“心病”需由“心藥”解。“最為重要的就是夫妻雙方的溝通，同時需要社會科學地介入，在家庭暴力中受暴者有一定心理模式，要追根溯源尋找到原因，對癥下藥，關注家暴家庭成員的心理問題。”林林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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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護令”的出臺，將事后懲罰施暴者轉變為事前保護受害者，開辟國家公權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新途徑。這是運用司法手段保護家暴受害方的一項嘗試，也是人民法院貫徹以人為本理念，參與平安建設舉措之一。
根據規定，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通過傷情照片、診療材料、證人證言等，或者施暴者帶有威脅、恐嚇、騷擾的電話錄音、短信、網絡聊天記錄等，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申請。如果法院作出保護裁定，48小時內將被送達被申請人(施暴者)，被申請人將被9條禁令限制，包括禁止利用電話、信件、網絡等方式騷擾被害人，對被害人實施跟蹤、窺視，進入受害人住所或其他活動場所，擅自處分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夫妻共同財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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