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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監禁刑是指某一行為雖然構成犯罪，但根據犯罪情節和犯罪人的悔罪表現，依法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管制、罰金、剝奪政治權利等刑罰，或者依法適用緩刑、假釋等刑事處理措施。它是一種人道、寬緩、經濟的刑罰運用制度，其基本理念與宗旨符合現代刑罰的發展趨勢,但非監禁刑適用率偏低，這使得行刑社會化的實現和刑罰效益的發揮受到極大影響，在對被告人判處刑罰時如何適用非監禁刑，才能更好地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本文結合中外相關法學理論，對非監禁刑的適用問題進行深入闡述。
一、行刑社會化的內涵
自刑罰產生之日起，行刑活動就應運而生。行刑作為一種刑罰的執行活動，其方式與刑罰本身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而刑罰“運動”有其內在的規律，其基本趨勢是刑罰由重趨緩。在自由刑主導刑罰體系之前，死刑、肉刑大行其道。文藝復興后，資本主義自由、平等、人道觀念深入人心，人們日益認識到死刑、肉刑的殘酷性、野蠻性，廢除、限制死刑、肉刑的要求日益強烈，這樣自由刑開始成為刑罰體系中最重要的刑種。19世紀曾經占領刑罰寶座的身體刑和死刑，逐漸被自由刑所替代。考察自由刑發展史，我們看到，當今世界各國的自由刑已從單純懲罰刑罰過渡到懲罰與改造結合型的刑罰。現代自由刑罰不僅包涵著懲罰性內容，諸如剝奪罪犯自由，實施嚴格懲戒而且包涵吸收了管理對罪犯的文化、技術教育、勞動矯正、心理矯治等內容。監獄對罪犯開展教育實施科學管理、組織勞動、進行心理矯治就是在執行刑罰。執行刑罰的方式從野蠻的身體刑到監獄中執行的自由刑，再到本文所談及的與社會緊密聯系的行刑社會化，是歷史發展的趨勢。
所謂行刑社會化，是指為了避免和克服監禁刑存在的某些弊端，使刑事執行服務于罪犯再社會化的目標，而應慎用監禁刑，盡可能對犯罪人適用非監禁刑，使其在社會上得到教育改造；同時對于罪行較重有必要監禁的罪犯，應使其盡可能多地接觸社會，并使社會最大限度地參與罪犯矯正事業，從而使刑事執行與社會發展保持同步，為罪犯順利回歸社會創造有利條件。行刑社會化這一理論興起的原因來源于是刑罰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們重新審視刑罰與行刑效率之后的全新刑罰思想。行刑社會化是基于刑罰人道化的思想，要求將人的權利和尊嚴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以人格矯正為前提、罪犯復歸社會為目標的行刑社會化，集中體現著行刑的人道價值，可以說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層展開和必然歸宿。行刑社會化產生的理論背景是教育刑理論的興起，教育刑理論把刑罰當作教育犯人的一種方法，認為人的可塑性很大，在一定的條件下既可以為善，也可以作惡，必須擴大教育力量,鞏固其為善的方面,縮小、防止其作惡的方面。為達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目的，應當選擇各種適宜的方法，不僅要運用監獄的措施，而且要廣泛適用非監禁刑的方法，在其獲釋后的一段時間內，要對其進一步加強教化保護，真正起到鞏固行刑成果和預防再犯的作用。
二、監獄行刑的傳統弊端
罪犯是犯罪行為的主體，也是承受刑罰的主體，傳統意義上犯罪接受懲罰的地方就是監獄。但監獄模仿的社會環境未必是受刑人結束刑罰后將面臨的生活環境。“自由刑在消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同時，可能也使其喪失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正因為如此，監獄環境存在諸多不利于罪犯再社會化的弊端：第一，監禁使某些基本的人性需要受到限制。監禁是代表死刑以外的最嚴厲的犯罪制裁措施，剝奪自由必然給服刑罪犯造成一定的痛苦，由于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造成自由的剝奪，異性關系的剝奪，長期異性關系的剝奪，會導致很多犯人高度的性壓抑痛苦；第二，監獄給罪犯打上難以消除的烙印。將一個人數年之久關押在高度警戒的監獄里,告訴他每天睡覺、起床的時間和每日每分鐘應做的事，然后再將其拋向街頭并指望他成為一名模范公民，這是難以做到的。美國影片《肖恩克的救贖》有一段精彩對白，借一位犯人之口，對監獄生活的“制度化”效應作了簡單而深刻的描述：“監獄的生活是一段段的例行公事，老布是一位服刑五十年時獲準假釋的犯人，在其得知自己將被假釋的當天卻故意襲擊獄友，希望能夠留在監獄度過余生，不難看出，這個被關押多年的罪犯已經被牢獄的生活制度化了”；第三，監獄行刑給罪犯家庭造成不利影響。正如陳興良教授指出的，盡管現代社會刑罰已經輕緩了，但只要刑罰存在一天，他給罪犯帶來的就只能是痛苦。這種痛苦不僅帶給罪犯，更多的負面作用則直接呈現在罪犯的家庭上。單親家庭數量的增加，沒有父母看管的孩子淪落在街頭，都是社會存在不穩定因素的原因；第四，雖然監獄企業為罪犯學習勞動技能提供了一定條件，但限于監獄企業生產專業范圍、企業的總體技術水平，罪犯所學知識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不能符合社會的發展需要，往往使罪犯回歸社會時感到無所適從。
另外，監禁刑還存在行刑成本高的問題。執行監禁刑將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
三、監禁刑存在的制度弊端
（一）種類單調
我國歷來注重監禁刑的使用，非監禁措施一直處于從屬、輔助的地位，所以非監禁措施的種類較少，主要可供選擇的余地不大。如在歐洲國家適用率較高的社區服務令，我們就沒有這樣的規定。例如緩刑，國外的緩刑有常規緩刑（即中國的“緩執行”）、嚴格監督的緩刑（包括電子監控、家庭拘禁、休克監禁和矯正訓練營等）、延遲宣判、審前轉處等幾種。而我國則只有一種“緩執行”。
（二）刑種設置不合理
1、剝奪政治權利。其內容主要是從政治方面考慮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利用一定的資格進行經濟犯罪或職務犯罪越來越多，僅從政治方面確定應否適用該刑罰，顯然不妥。使用的方法也有缺陷，剝奪政治權利作為刑種之一，有多項內容，它一經適用，即多種資格全部剝奪，缺乏靈活性和針對性。而且，剝奪政治權利這一名稱已經不適應時代要求了。
2、管制。從判決執行前的羈押期折抵刑期的比例看，管制還重于拘役，且管制還不能適用緩刑，因此，“管制刑的存在有損刑罰的科學性，也表現在給數罪并罰帶來麻煩上”。 管制刑所確定的罪犯在執行期間所需遵守的五項內容，實際上對罪犯無多大的約束，起不到刑罰應有的懲罰作用。特別是在管制期間違反這些規定，該如何處理，立法上沒有作出相應的規定，缺乏必要的執行保障。
3、假釋。適用的條件規定的過于原則、抽象，“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在實踐中難于把握。適用的對象范圍較窄，如果說對于累犯不得假釋還有一定道理的話，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一律規定不得假釋，顯然太絕對，不夠合理。雖然，這類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較一般罪犯要大，從實現刑罰正義的角度講，這些罪犯應當承擔較重的刑事責任；從預防犯罪的角度講，對這些罪犯要進行從嚴管理，重點矯治。但由于生活經歷、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不同，其犯罪情況存在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對其應否適用假釋，也應當區別對待。
4、暫予監外執行。首先，其適用的對象條件同原規定相比，是越來越嚴。1997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使用的對象僅僅限制在被判處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兩類罪犯。意味著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無論病情多么嚴重，甚至有死亡危險，也不能暫予監外執行。這與設立這一制度的人道主義初衷相背離。其次制度規定得不健全。如刑事訴訟法第214條規定：罪犯確有嚴重病情，必須保外就醫的，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開具證明文件，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審批。但法律規定的程序并沒有相應的規定。第三，對保外就醫的保證人的條件與義務及法律責任法律均沒有規定，使得現實中取保人起不到擔保作用。第四，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應遵守的規定，承擔的義務，違反規定的后果，以及執行機關進行監督管理的程序等，法律都沒有相應的規定。致使在實踐中如出現上述問題處理時將無法可依。
（三）執行機構不一
刑罰目的的實現，在于刑罰的執行。目前我國刑事非監禁措施存在多頭執行、機構分散的狀況。按照法律規定，法院承擔著死刑、罰金和沒收財產執行的任務；公安機關承擔著對管制、拘役、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驅逐出境和一部分剝奪政治權利及余刑為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罪犯的管束和監督的任務；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執行刑罰的執行。這就使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中，出現了偵查權、審判權和執行權交叉行使，偵查、執行合一與審判、執行合一。這不僅使行刑權過于分散，行刑主體職能重疊、錯位等，且違背了刑事司法體制中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以及行刑科學化和規范化的要求。
（四）監督措施滯后
其表現是：1）執行規范雜亂。由于我國沒有統一的刑事執行法，人民檢察院開展刑罰執行監督的法律依據主要分散在《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等法律法規中，這些內容在體系上顯得凌亂和松散，不便于檢察機關執行；刑罰執行監督的法律規定過于原則，缺乏嚴密性。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實行監督，但對執行機關的哪些行為屬于執行刑罰的活動、人民檢察院應如何開展監督等都未作明確規定。2）執行監督的內容不健全。首先，人民檢察院對刑罰執行內容的監督不全面。當前檢察機關僅側重于對生命刑和自由刑的監督，對于資格刑的執行監督尚不夠，對罰金和沒收財產的執行則根本未能納入檢察機關的刑罰執行監督領域。其次，檢察機關的刑罰執行監督應該是對刑罰執行的全過程開展全方位的監督，而不應僅是對刑罰執行某個階段的監督。3）執行監督的手段和方法薄弱，主要限于口頭糾正違法、檢察建議書和糾正違法通知書三種，而缺乏處罰性的監督措施，影響了執行監督的力度。
四、我國行刑社會化的建構
馬克•安塞爾曾指出：監獄，這一與犯罪作斗爭的主要工具反而成為重新犯罪的學校。其擾亂了罪犯的精神，導致人格異化，使人陷入一種被動的服從狀態或不服從的反抗狀態。而監獄暴亂正是后一種心理狀態的集中寫照。正是由于監禁刑存在的弊端及收效甚微的改造效果，因此，許多刑罰學者并不主張監禁刑的過多適用，而是主張以其他刑罰或者非刑罰措施替代監禁刑的執行，即使執行監禁刑，也應盡量實施社會化處遇。我國刑罰學者所提倡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也追求刑罰輕緩化，推行非監禁化與行刑社會化，以幫助犯罪人回歸社會。
（一）適當增加非監禁刑的種類
在現代社會中，面對紛繁復雜的犯罪現象，擁有種類豐富的非監禁刑才是建立科學、合理的非監禁刑體系的前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不同的犯罪以及不同的犯罪人采用不同的矯正方式。在歐洲各國的刑法中，對非監禁刑規定的種類非常多，例如，《德國刑法典》規定了大約有14種非監禁措施，《意大利刑法典》則規定了25種非監禁措施。并且，歐洲各國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發現新的非監禁措施及改造舊的非監禁措施，以提高矯正效果。如此豐富的非監禁措施大大拓寬了非監禁刑在刑事司法中的使用空間，也方便了司法工作者對非監禁刑的選擇與使用。但是，我國刑法規定的非監禁刑只有管制刑、罰金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其他非監禁措施有緩刑、假釋等。法定的非監禁刑種類的稀少大大地限制了非監禁刑的使用空間，在某些可以適用非監禁刑的情況下，由于非監禁刑體系的不健全，促使司法工作人員選擇了適用監禁刑。同時，由于非監禁刑種類的限制，司法工作人員很難針對不同的犯罪人以及不同的犯罪作出相應的非監禁刑選擇，從而減弱了矯正效果。
事實上，現代歐洲國家的非監禁刑體系也是在上世紀末期，為了適應社會變化，通過刑罰改革建立起來的，從適用的情況看，也是符合預防犯罪要求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相應地，刑罰改革也應該體現時代的要求。非監禁刑體系的建立只有反映時代的要求，才能充分地發揮其預防犯罪的效果。
（二）非監禁刑種類設計的科學化
非監禁刑體系是由一定的非監禁刑種類組成的，選擇確定什么樣的非監禁刑直接關系到非監禁刑的體系是否科學。在對非監禁刑的選擇上，要考慮它是否能夠體現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它是否具有矯正犯罪的效果。前文已經提到，種類豐富與否是建立合理的非監禁刑體系的前提，但是，這并非意味著所有的非監禁刑都可以納入到中國的非監禁體系中來。除了人道主義與矯正效果之外，非監禁刑種類的設計必須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公眾的生活習俗以及我國的法治發展狀況。在歐洲國家非常適用的某些非監禁刑不一定就能適合中國，比如，英國的電子監控，雖然是具有現代化色彩的非監禁措施，但是，根據中國目前的經濟水平，顯然還不具備在司法實踐中使用的條件。但是，有的非監禁措施就可以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廣泛采用，比如，在《德國刑法典》中規定的被害人和解與損害賠償，在我國就有適合這一非監禁措施生存的文化傳統，如果能在司法實踐中采用，必定會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必須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來選擇確定我國的非監禁刑種類，建立我國的非監禁刑體系。
（三）增設社區服務刑制度
社區服務刑是法院判決犯罪分子為社區從事一定時間公益勞動的一種刑罰方法。實踐證明，社區服務在教育、改造和預防重新犯罪方面是較為有效的，因此，它也是目前世界各國使用得較多的非監禁措施之一。筆者認為，從我國目前監獄關押罪犯及其改造情況看，也應當增設此刑。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都是將監禁刑作為主要刑罰方法，造成監獄關押的罪犯過度擁擠，有的監獄甚至達到了超負荷的狀態。這既不利于監管，有時連罪犯正常生活的需求也難以保障。加上大量的罪犯又沒有勞動崗位，無所事事，這不僅給監獄的安全和管理帶來麻煩，也嚴重影響改造質量。另外，短期監禁刑適用較多，也是造成對罪犯改造不力的原因之一。
國外通行的做法是社區服務刑適用于輕罪。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是值得借鑒的，它與此種刑罰方法的性質及執行方法都是相適應的。結合我國實踐，以俄羅斯的法例為參照，建議在管制、緩刑、假釋應盡義務中附加社區服務的內容。社區服務的期限應該規定在60小時至240小時之間，每天勞動時間不超過3小時，以不影響罪犯在社區中正常生活為原則。通過社區服務，讓犯罪分子承擔一定的公益性義務，為他們提供向社會補償的機會。
（四）強化執行管理機構的專業化
由自身的特點所決定，非監禁刑對執法水平的要求比監禁刑更高，只有高水平的執法才能發揮非監禁刑的功能。因此，在歐洲國家，一般都有專門司法行政機關來管理非監禁刑的執行。而在我國，非監禁刑既可以由審判機關來執行，也可以由公安機關和監獄來執行。應該說，我國的非監禁刑執行機關和監禁刑的執行機關是一個模式。這些人員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業務水平上，都與執行非監禁刑的要求不相適應，由這些機關來執行非監禁刑，既降低了司法效率，又無法發揮非監禁刑的功能。隨著我國非監禁刑體系的完善，有必要建立專業的非監禁刑執行管理機構。這個非監禁刑執行管理機構應獨立于監獄執行體系之外，根據非監禁刑的特點對其執行進行管理和監督，并適時對非監禁刑的執行效果做出評估報告。
（五）完善刑事非監禁執行監督的機制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但是，具體如何監督，特別是對非監禁刑的監督，則缺乏明確規定，致使檢察機關的執行監督缺乏有效性。為改變檢察機關監督不力的現狀，筆者認為，在制定刑事執行法時，可單列一章規定刑罰執行監督的內容或單獨制定刑罰執行監督法，以統一地規范刑罰執行監督行為。對非監禁刑的執行監督，可考慮在區縣級司法局矯正機構內設立派駐檢察室，專門對非監禁刑執行及執法活動進行監督。對非監禁刑執行的監督方法，可采用建立監管對象的改造檔案，每月或每周定期進行檢察監督，記錄監督情況。及時與人民法院、監獄、司法部門聯系，相互配合，監督考察監管對象刑罰執行落實的情況，同時拓展監督手段，對非監禁刑罪犯的減刑措施等應當予以審查監督。如發現執行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執行非監禁刑過程中有違法行為，檢察人員可以進行調查，調查后對情節或后果嚴重者，檢察機關有權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罰建議；構成犯罪的，檢察機關有權直接立案偵查。以維護矯正對象的合法權益。通過一系列措施完善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制度，強化人民檢察院對非監禁刑實行監督的力度。以利于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