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是一個黑奴，主人是蓄奴州密蘇里州的艾默森。1834年至1838年期間，斯科特跟隨艾默森先后在自由州伊利諾伊州和威斯康星自由聯邦領地的軍營里居住過4年。1838年，斯科特隨從主人重新回到密蘇里州。1843年艾默森去世后，根據其遺囑，斯科特成為主人遺孀艾默森夫人的財產。艾默森夫人將斯科特轉讓給弟弟桑弗特。

1846年，在白人廢奴團體的幫助下，斯科特向密蘇里州地方法院提出申訴，要求獲得人身自由。

斯科特的律師聲稱，斯科特曾在伊利諾伊州和威斯康星聯邦領地居住過4年，因兩地均禁止奴隸制，所以他在兩地居住期間的身份應是自由人而非奴隸。

經過漫長而艱辛的訴訟，斯科特案終于在1856年2月上訴到最高法院。

1857年3月，聯邦最高法院終于以7比2五票之差駁回了斯科特的上訴。主審此案的是年逾80的首席大法官坦尼。他親自執筆撰寫法院判決書，從分析制憲者的“原始意圖”入手，對最高法院多數派的立場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和辯護。

斯科特案判決涉及到三個重大憲政問題：第一，斯科特是否可以被視為美國公民并具備在聯邦法院申訴的資格和權利？

第二，斯科特從蓄奴州隨主人來到自由州或自由聯邦領地短暫居住后是否能使他自動獲得人身自由？

第三，國會是否有權力在聯邦領地內禁止奴隸制？

對第一個問題，坦尼的法律根據是：在立憲建國之前，只有州公民，沒有美國公民。當聯邦憲法正式生效時，聯邦管轄下的各州公民自動成為美國公民。但是，由于黑人只是奴隸主的財產，在憲法生效時不具有州公民資格，所以他們沒有自動歸化為美國公民。

坦尼進一步解釋說：制憲者從來就沒有把被視為財產的黑人包括在憲法中的“人民”、“公民”和《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等概念之中，他們知道，任何文明世界都不會將黑人種族包括在內，也知道黑人種族將根據公意總是被排除在文明政府和國家之外，命中注定要成為奴隸。

實際上，在黑人的美國公民身份問題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旋余地很小。

首先，大法官的職責只是解釋憲法，可是，在涉及到奴隸和奴隸制的十余處憲法條款中根本就找不到應視黑人為美國公民的法律依據。

其次，假設坦尼在判決中承認了黑人的美國公民地位，那么必然會引申出黑人的選舉權、陪審團資格、人身保護令特權等一系列憲法問題。

在當時奴隸制盛行的南方州，這種判決有可能導致政治災難和社會動亂，有可能導致南北戰爭提前開打。所以，指望最高法院能做出一攬子承認黑人是美國公民這種駭世驚俗的判決，顯然超出了當時的歷史條件。

如果坦尼大法官頭腦清醒，在判決黑人不是美國公民之后見好就收，終止審理這個百年難案，那么坦尼應該成為一個很好的大法官。

遺憾的是，對于第二個問題，坦尼大法官明確無誤地裁定：斯科特從蓄奴州到了自由州或自由聯邦領地短暫居住過后，不能自動獲得人身自由。

坦尼進一步認為，奴隸制和奴隸的人身自由問題是制憲者絕對和無條件地保留給各州管轄的權利，聯邦無權過問，這種州權至上的觀點卻不可避免地與1820年《密蘇里妥協案》產生了沖突。

就自然地引申出《密蘇里妥協案》的合憲性問題。對此，坦尼大法官在判決書中毫不含糊地裁定：根據憲法，國會無權在聯邦領地禁止奴隸制，1820年《密蘇里妥協案》是一項違憲法案。

密蘇里妥協案是南北雙方達成妥協，國會決定以北緯36度30分為界，對剩余的尚待建立新州的路易斯安那領地進行劃分。此線以南地區允許奴隸制，此線以北地區（密蘇里州除外）禁止奴隸制，以保持南北陣營在參議院投票權的平衡。

坦尼引證憲法解釋說：“財產權利與個人權利相結合，被憲法第5修正案置于同樣地位。它規定，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

他論證道：聯邦政府是各州人民的代表，在制訂對聯邦領地的管理法規時，國會不得任意剝奪任何美國公民的合法權利。

如果合眾國公民未曾違反任何法律，僅僅因他自身或帶著他的財產進入合眾國的某一特定地域，就被國會法案剝奪自由或財產，那么，這項法案就難以承當正當法律程序的尊稱。

據此，坦尼宣布1820年《密蘇里妥協案》因違憲而被取消。

如果單純從法律角度看，坦尼大法官對這個問題的判決無可厚非。

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明確指出：憲法的第一目的就是保護財產權利，就是保障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如果僅僅因奴隸主攜帶黑奴在聯邦自由領地短暫居住就被自動剝奪擁有“財產”的權利，那實際上與“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區別并不太大。

再說坦尼本人，雖然在法律上維護南方奴隸制，但在內心深處他認為奴隸制是一種不道德的制度，應當以漸進性的方式逐步廢除。坦尼本人不但無償解放了自己名下的全部黑奴，而且在金錢上資助那些得到自由后因年高體弱而難以維生的奴隸。

在1841年的一個案件判決中，奴隸主大法官占多數的坦尼法院卻以8比1的絕對多數做出了有利黑奴的裁決，使殺死白人船主的黑奴不但被無罪開釋，而且還獲得了人身自由。

坦尼的司法哲學是：根據憲法，究竟是保存還是廢除奴隸制是一項完全屬于各州的權力，而法官的唯一職責就是遵循制憲者的“原始意圖”解釋憲法。

所以，一項判決即使與法官個人道德觀點相沖突，一項裁定即使不夠公平正義，也應嚴格地遵循憲法條款行事。

但是，如果從政治角度看，坦尼法官的判決簡直是災難，這個判決不僅從憲法高度維護了奴隸制，而且堵塞了以法律手段解決南方奴隸制問題的道路。

坦尼無視北方州已立法廢除奴隸制以及南方州已被迫承認在一部份聯邦領地和新州不得實行奴隸制的現實，他的判決等于把南北雙方矛盾對立激化和不可調和。對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因此，斯科特案不僅被美國學者列為美國憲政史上最糟糕的判例，而且被認為是引發南北戰爭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斯科特案判決的嚴重后果是聯邦最高法院威信掃地。

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即是最終裁決，總統和國會都無法改變，唯一可行的辦法是通過憲法修正案的方式否決最高法院的判決。可是，當時參議院內的南北陣營勢均力敵，修正案根本通不過參議院這一關。此外，即使參議院通過了，仍需要四分之三州批準方才有效。

于是乎，北方各州法院開始公開抵制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拒不服從命令，使聯邦司法部門陷入半癱瘓狀態。

執法部門也掙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再在北方州嚴格執行逃奴追緝法，從而極大地激化了本來已尖銳對立的南北爭執。

林肯雖然旗幟鮮明地抨擊奴隸制的道德基礎，但在實際政治行動中他也不敢公開使矛盾激化。林肯表示：“奴隸制度建立在不公正和有缺陷的政策之上，但是，我無意直接或間接地在蓄奴州干涉奴隸制，我相信我沒有合法的權力，而且我也不想那樣做。”

1863年1月林肯從軍事上的必要性考慮正式頒布《解放黑奴宣言》，精通法律的林肯為了避免聯邦最高法院可能的干預，他非常技巧地以戰時軍事措施的形式發布解放奴隸宣言。

聯邦最高法院即使擁有司法審查權，它也不能宣布總統兼美軍總司令在戰爭期間發布的軍事措施違憲。

1864年10月，87歲高齡的坦尼大法官在任內去世，晚境頗為凄涼。聯邦政府行政部門的高級官員對斯科特案判決余怒未消，拒絕出席坦尼的葬禮。

1865年12月聯邦國會和各州批準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它規定：在合眾國內受合眾國管轄的任何地方，奴隸制和強制勞役都不得存在。

1868年，為了解決黑人的美國公民身份問題，保障黑人的聯邦憲法權利，美國國會和各州批準通過了憲法第14修正案。它規定：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并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眾國的和他們居住的州的公民。

對于斯科特案的沉痛教訓，此后一百多年來，最高法院在介入重大政治問題時一直謹小慎微，如履薄冰。霍姆斯大法官曾形象地比喻說：最高法院表面上風平浪靜，其實那只是處于風暴眼之中的一種暫時的、虛假的平靜。

實際上，最高法院的判決稍有閃失，排山倒海般的政治風暴隨時有可能呼嘯而來。

20世紀30年代新政時期，由于被最高法院屢次否決新政立法，使經濟陷入困境，羅斯福總統惱羞成怒，提出了改組最高法院的計劃，試圖以行政權沖擊司法權。

但遭到國會參眾兩院的強烈反對，因為改組最高法院將有可能對憲政法治造成極壞后果，使憲法淪為執法和立法部門任意擺弄的工具。

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大師哈耶克1945年赴美期間，一件偶然發生的小事使他領略了美國憲政法治傳統的普及和深入程度。哈耶克4月12日搭乘出租車時從收音機中聽到了羅斯福總統逝世的噩耗，出租車司機表達的哀痛之情使他終生難忘。令哈耶克頗為吃驚的是，這位司機贊揚了羅斯福總統的卓越功績和偉大人格后，遺憾的說：“但是總統不應干預最高法院，他不應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