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律師偽證罪”亟須全面重新檢視
廣西北海市政府新聞辦6月21日下午召開新聞通氣會，就“楊在新、楊忠漢等律師涉嫌妨害司法案件”進行通報。會上，北海市公安局官員介紹，警方已查明楊在新等4名律師，涉嫌在一起故意傷害罪案件中，教唆、引誘當事人和證人作偽證，妨礙了司法機關的正常辦案，已涉嫌辯護人妨礙作證罪。6月13日，北海市公安局對四名律師分別實施刑事拘留和監視居住.
因為給同一個案件的4名被告人辯護，四個不同律師事務所的4名律師，同時被控“辯護人妨害作證罪”(俗稱“律師偽證罪”)，這在中國法律史上是一個少有的事件。如果最后事實證明警方指控無誤，律師這一職業的聲譽恐怕會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然而就目前媒體披露所知，此事的真相如何，其實還遠未分曉。
4名律師介入的這起刑事案件，分別于2010年9月底和10月中旬開了庭，結果均未裁決。法院未宣判的主要原因是在證據較量上，控方未能壓倒辯方，而按照辯方提供的證據，起訴書指控的主要事實不但根本不能成立，而且警方涉嫌刑訊逼供，因此法院無法給被告人定罪。
現在，律師被控作偽證與這起刑事案件無法宣判有著直接的因果聯系。按照警方的意思，正是因為律師涉嫌作偽證，才致使案件不能按照控方的指控結案，而在律師界看來，現在律師被警方以涉嫌作偽證為由采取強制措施，只不過是指控不能如意之后的一次“職業報復”。
在事實還未完全查清的情況下，誰是誰非暫時難下斷言，但警方行動中的瑕疵卻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當律師被警方拘押后，受家屬委托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同仁，要求會見當事人卻被警方拒絕，又如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在對四名律師采取強制措施的24小時內，應通知其家屬或所在單位，而在此案中，北海警方大大超過了這一時限，這都屬于違法行為。
如同法庭上控辯雙方的對抗一樣，在對警方的強制措施進行解讀時，也出現了“依法辦案”和“職業報復”這兩種意見的對抗。而唯一不同的是，法庭上的控辯對抗，雙方起碼具備形式上的平等，對抗的成績優劣最后由法官評判，而現在警方指控律師涉嫌作偽證并對其采取強制措施時，警方卻擁有最大的裁斷權。這種地位的不平等給律師執業造就了一個很大的陷阱，因為律師在為當事人辯護時沒法不接觸證人，而一旦證人向律師的陳述與給公檢機關的陳述并不一致，向法院提交證據的律師就有被指控為涉嫌作偽證的風險。而從情理和邏輯上分析，控辯雙方證據不一致，又怎能推導出辯方在作偽證呢？
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早被業內所詬病，不僅因為刑法第307條本來有“偽證罪”這一條款，不必特地針對律師單列一罪，更因為其中關于“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作偽證”的規定，過于模糊和籠統。如上所述，司法實踐中，只要證人在開庭作證時的證言與此前給公檢機關的證言不一樣，不管這一證言真假如何，都可能導致律師受到作偽證的指控。
在“律師偽證罪”這柄不知何時就會墜落的利劍之下，刑事辯護的環境堪憂，近年來刑事案件的出庭辯護率持續下跌就是一個證明。而據資深法律人士透露，在律師圈內，對刑事案件采取罷辯或變相的罷辯早就開始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哪一天，在刑事案件中真的出現了律師的集體缺席，就意味著每個公民的權益都處在危險之中，都在面臨現實的嚴峻的威脅。這樣的場景和后果讓人不寒而栗
為了律師的正當執業權利，更為了使所有公民免除來自公權力的不確定的侵害，我們呼吁對這次北海事件徹查，律師也好公權力機關也好，誰違法都不能免責，所幸據稱律師在對證人取證的時候全程做了錄音錄像，相信查清真相并不困難。我們也期盼隨著刑訴法的修改進入立法日程，律師的執業環境能有相當改善。至于那條飽受爭議的刑法第306條，即使一時難以廢除，最高法也有必要立即做出限制性司法解釋，明確其犯罪構成，嚴格限定適用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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