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行為侵權屬于一般侵權行為，但舉證責任上實行過錯推定。即使患者選擇醫療服務合同作為訴因，也應以“過失”作為醫療機構是否承擔違約責任的判斷標準。醫療行為沒有過失就應免責，而不能以公平責任要求醫療機構分擔民事責任。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需要把握。
一是把握醫療過失的內涵。民法對過失的構成采客觀標準，以注意義務作為過失的內涵所在。醫療行為的注意義務，來源于法律規定、行業規范與慣例的要求、醫患雙方的約定等。學者劉心穩總結，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是醫療事故預見義務、防范義務、避免義務和損害減輕義務的組合，是法定義務、約定義務、職業義務的組合。
二是把握醫療過失的判斷標準。通說認為，醫療過失的判斷標準分為具體標準和抽象標準。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及診療護理規范、常規規定的醫師注意義務是判斷醫療過失的具體標準。醫療過失抽象標準即醫療水準，指經驗水準或技術水準，是醫療界普遍實施的技術。在判斷是否存在醫療過失及過失大小時，首先要以具體標準為依據，同時結合現行醫療水平、醫療機構的等級、醫務人員是否盡到與其同等專業和級別的醫務人員在同種情形下的注意義務、醫療行為是否存在時間和事項上的緊急因素等因素，綜合判斷。一般說來，經濟、文化越發達的地區、等級越高的醫療機構、專業劃分越細的專科醫院，應承擔越高的注意義務。
三是把握知情權保護的限度。盡管執業醫師法和《條例》等都規定了患者的知情權，但對于告知內容、告知時機、告知方式、告知程度等仍較難以掌握。實踐中，既有醫方不履行或不充分告知義務，剝奪患者知情權或影響患者知情權正確行使的情形，也有履行告知義務不適當造成患者不利后果的情形。司法就是要在這兩端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筆者認為，對是否履行或適當履行告知義務的判斷，因案而異，不可一概而論。但指導思想應當明確：患者的知情權絕不同于消費者的知情權，正如英國學者米爾恩在《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中指出的，“一個病人有權知道，在醫生看來，他的病已入膏肓。但是，他并非必須行使這一權利，堅持知道最壞的情況。他的醫生有義務不欺騙他，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必須向病人透露其或許不想知道的可怕消息。在履行這一義務時，應該銘記禮貌和行善原則的要求”。在對患者知情權保護的尺度上，應將實際損害后果和直接因果關系作為賠償的基礎，對醫療機構的要求宜寬不宜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