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21日《人民法院報》六版分別刊發的兩篇文章涉及的實際上是這樣幾個法律問題：第一，夫妻一方性功能受損，另一方所受損害是直接損害還是間接損害？第二，如系直接損害，侵害行為直接指向的客體是人格權（例如上述第二篇文章所主張的健康權），還是基于夫妻身份關系的人格利益？第三，如系人格利益遭受侵害，從法律適用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支持受害人起訴的請求權規范基礎？第四，賠償范圍如何確定，特別是受害人主張的純粹經濟損失能否予以支持？
筆者分別從法律適用和立法兩個層次，結合上述法律問題，談點個人意見。
一、從法律適用層面看夫妻身份關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1.配偶一方因侵權行為致性功能受損，則配偶雙方所受損害是直接損害。就本文所涉侵害類型而言，夫妻一方的性功能受損直接導致夫妻雙方的性生活無法進行，由此雙方均產生精神痛苦。此種損害，對夫妻雙方都是直接損害。因為侵權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夫妻雙方兩性的自然結合不能進行，夫妻雙方直接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利益。它與反射性損害的區別，在于反射性損害與導致反射性損害的第一損害相互獨立，是第二位損害；而夫妻雙方的性生活障礙則是相互依存的，是同位損害。
2.此種直接損害應當歸屬配偶權利益范疇。直接遭受身體傷害的配偶一方，其權益范疇應屬身體健康權遭受侵害。未直接遭受身體傷害的一方，其所受損害內涵于夫妻關系中，是以夫妻倫理關系為基礎的人格利益損害，從而具有身份權的性質。之所以說其是一種內在的人格利益損害，是因為夫妻性生活是夫妻倫理感情的潤滑劑，它兼具生理愉悅、情感愉悅、情感交融、人性發舒、男女兩性的人格實現以及自主追求家庭生活的圓滿幸福感等綜合性的人格利益內涵，但其受到損害是在夫妻身份關系的界域，故其表現形式是夫妻身份權益受侵害。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由于人的性別的自然屬性和婚姻關系之社會屬性，夫妻之間的性利益總是表現為一個整體，故在性利益上，配偶之間共同擁有一個健康權，侵害一方的性利益，必然侵害其配偶的性利益，從而侵害了配偶雙方共同擁有的、包含性利益在內的健康權。但性生活利益受到損害，不能直接等同于健康權受損害。就性生活利益而言，健康者未必不受損，受損者未必不健康；更進一步言，健康權系人格權，人格權具有獨立性，性生活利益的相互依存不能等于夫妻共有一個人格權。性生活利益的相互依存體現的是身份權的特征而不是人格權的特征，故筆者不贊同本案情形系侵害配偶另一方的健康權。
3.我國精神損害賠償最早的法律依據是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也采取限定主義立法模式，將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限定在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四項精神性人格權。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按照民法解釋學中體系解釋、目的性擴張解釋以及對不確定概念的價值補充等方法，發展出對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等具體人格權乃至一般人格權的精神損害賠償。但就立法模式而言，我國也是采取的限定主義立法模式。而且，司法解釋雖作了目的性擴張解釋，將父母子女和其他近親屬間的倫理感情視為一種人格利益，但僅限于此種情形，不能在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以外再做擴張解釋。
基于上述，在法律適用的層面，尚不能確定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夫妻一方因侵權行為喪失性功能，另一方據此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情形，提供了明確具體的請求權基礎。
二、從立法層面看夫妻身份關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大陸法系立法上存在兩種精神損害賠償模式，即限定主義的立法和非限定主義的立法。依照限定主義立法模式，對于非財產上的損害，必須以法律上有明確規定的權利或者利益類型為限，才能夠主張以金錢賠償。這種模式以德國法系為代表。法國法采取侵權行為一般條款的模式，應屬非限定主義的立法，但在解釋適用上仍然把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限定在人格權和身份權的范疇之內。
從立法層面分析，夫妻身份關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首先應解決身份權受侵害是否應納入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的保護范圍的問題。這一問題從法學思想發展史的角度還經歷了如下歷史過程：即最初身份權被認為是相對權而非絕對權，其能否受到侵權行為法的保護本身就存在問題，更遑論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但法院在審判實務中逐漸確立了基于身份權而享有的某些職責具有絕對權的性質，如親權當中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照顧即被肯定為對第三人具有絕對的外部效力，從而侵害親權、監護權等身份權的，逐步被納入侵權法的保護范圍，并通過修訂法律的方式在立法上被認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第二條，對侵害監護權的情形規定受害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就是基于民法通則保護特殊人格權利的立法精神進行的目的性擴張解釋。
英美判例法中，承認配偶權是配偶一方所享有的由另一方陪伴、關愛以及提供服務的法律權利，多數法院允許配偶之任何一方提起配偶權損失的訴訟。對配偶權損失的損害賠償包括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
但大陸法系國家，直接在民事法律中確認配偶權并將其納入侵權法之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制度保護范圍的似未多見。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修訂債編對基于配偶關系之身份法益遭受侵害可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在立法理由書中亦僅提到配偶被強奸的情形。
我國2001年修改婚姻法時，對配偶權在理論上持否定態度的，未直接規定配偶權。故侵權責任法中能否將基于配偶關系的身份法益納入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保護范圍，尚屬疑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即使立法中確認基于配偶關系之身份法益受侵權責任法保護，配偶一方因遭受侵害喪失性功能，另一方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對替代性生殖器具及衛生配套費等純粹經濟上損失的請求，亦不能在司法審判中獲得支持。
三、從法理層面看夫妻身份關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配偶之間的性利益基于配偶關系，是一種身份法益，其同時內涵有感情交融、兩性人格自我實現和自主追求家庭生活幸福圓滿等人格利益。該利益因侵權行為遭到損害，配偶雙方的人格自我實現會受到障礙，造成巨大精神痛苦。故以此而論，通過侵權責任法的制定，將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的保護范圍在立法上延伸到配偶之間的身份法益，應當認為有法理依據。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法學博士 陳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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