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婚姻遭遇"中年危機":婚外情成"頭號殺手"
2008年的第一場“火”來自一個意外發布的“緋聞事件”，胡紫薇“揭”張斌第三者的事件，瞬間點燃全民的“八卦”熱情。 在大家津津樂道種種緋聞是非時，卻越來越少人提及“婚姻”之于家庭雙方的界限。“家里紅旗不倒，家外彩旗飄飄”成為中國現代都市中的一種“流行”。當“流行”慢慢成為“正常”時，我們發現，這一代人的婚姻已經到了一個該反思的節點。 我們的焦點集中在35～45歲、受過良好教育、收入頗豐的“中產”家庭。當車子、房子、孩子、位子，一切的奮斗目標有了眉目，隨之而來的卻是迷失和無所適從。面對日漸平淡的感情和新的誘惑，“婚姻”在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惑與掙扎。
生于憂患 死于安樂：飄蕩的60后、70后婚姻
“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內心分裂：受教于封閉的純真年代，拼殺于開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傳統道德的圍欄，卻又無法真正自由地跑馬；奉行“從一而終”，但很少人相信白頭到老。愛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沒著沒落，結局沒黑沒白
記者/羅雪揮 實習記者/李楠
她始終懷念那段好時光。上個世紀90年代初，王儀(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學校園的一次聚會上相遇。兩個人是老鄉，幾乎沒有什么懸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著做論文，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腦，她靜靜地陪伴在他身邊，兩個人幾乎不說話，一坐就是一個下午，感覺很溫暖。
大學的戀愛單純而寧靜，那時的人還很少敢有出格的，王儀的女同學里甚至還有人以為如果男女間靠得近了，女人就會懷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簡單，戀愛的活動無非是一起騎著自行車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動地點不外圖書館和自習室。
畢業后，兩個人費盡周折，最終雙雙留在了北京，順利地結婚，生子，過著清貧而安樂的時光。房子是單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對小夫妻合住。婚禮只是請同學們簡單地吃了頓飯而已。變化是從李健換工作開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業自此上了快車道。他頻繁被獵頭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萬的速度增長。李健飛快晉升進百萬年薪階層，王儀開始購買各種以前不敢想象的高檔品牌，化妝品只用蘭蔻。他們成了同學中最早買房、買車的那一撥，一家人很快搬進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圓滿，直到王儀無意中發現了李健手機上的一條曖昧短信。
狐疑的她當即記下了那號碼，而后設法調出了李健的電話記錄，結果發現李健每天至少與該號碼通話20分鐘以上。在王儀鍥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個“她”浮出水面——一個更年輕溫柔的女孩兒。一向對愛情與婚姻充滿自信的王儀瞬間崩潰了，在毀滅性的爭吵后，她提出了離婚。李健試圖挽回，但王儀很堅決。
王儀提出考慮詳盡甚至苛刻的離婚財產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貸，在留下了車子、房子，承諾每個月給女兒支付上萬塊錢的撫養費后，幾乎是凈身出戶。這場戰爭沒有勝利者。李健事業成功，但是至今沒有再婚；王儀雖然見了若干個對象，但是總不滿意，她忘不了那段純真的時光，也很難找到與李健條件相當的人，她甚至無法接受對方每月只掙一萬多塊錢。
年近不惑的方濱(化名)也面臨著和王儀同樣的情感難題，只是在“證據”面前保持了沉默。這個相貌堂堂、行事像個“爺們”的男人，起初對妻子愛上他人大惑不解。兩人均是大學畢業，自由戀愛成婚。方濱平時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濱從來不把在單位的煩惱帶回家，但是也常常會因為太累而懶得說話。妻子則像大多數女人一樣，喜歡傾訴。
“他”是偶然闖入的。其貌不揚，但是為人體貼和氣，做得一手好菜。無論她在哪兒，“他”常常是做好了飯，就一袋一袋地拎來，一勺一勺地喂給她吃；而她逛街時，“他”抱著她的衣服和包，靜靜地在一旁守候。方濱也是通過一條短信發現妻子有情況的，此時他們剛剛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濱委托私人偵探調查，結果令人難以置信，原來每當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電話給妻子時，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門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離婚。方濱不同意，他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理由只有一個，曾經漂泊相依的日子，終不忍舍棄。
婚外情：“頭號婚姻殺手”
王儀、李健和方濱都屬于這樣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出生者)和小部分的“70后”構成的一代。近年來，中國離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離婚人數都在100萬對以上。《當代中國家庭巨變》一書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記述，“就全國而言，據不完全統計，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婚外情所造成的離婚案，約占離婚案總數的25%～35%，90年代中期至今，據一些地方法院統計，這類離婚案件占離婚總數的40%～50%，在經濟發達地區甚至達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專業律師楊曉林一共承接了80樁案件，涉及離婚的案子達到60樁，35歲至45歲上下的人幾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當事人層次較高，楊曉林所在的律師所收費門檻為6500元，客戶包括上市公司老總、外企高級白領、也有大學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為重要的離婚誘因，楊曉林表示，除了少數捕風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確有其事。
“到我們這里來的，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北京好獵手國際商務調查有限公司董事長常聯永告訴記者。他的當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經濟背景，工作單位不乏“世界500強”。常聯永曾經做過十多年刑警，調查出軌證據是該公司的核心業務之一。此項目該公司的報價為8000元，有時一天花費就上千元，比如緊隨出軌方在高速路上追蹤，或者坐飛機從北京追到上海，又追到深圳；對方住高檔賓館，偵探也住高檔賓館。常聯永表示，大部分委托人起初都只是懷疑，而一旦付諸偵查，往往“結果不僅有，而且很嚴重”。去年夏天，常聯永曾經舉著攝像機到北京一家豪華酒店門口取證，一位司機當場就不干了，一邊下來吆喝不許拍，一邊遮上了車牌。晚上10點多，當人們紛紛向外涌的時候，常聯永又舉起了攝像機，發現有人攝像，當時正相偎依的人群“嘩”地就散了。
“現在30多歲、40多歲的男人沒有婚外戀的可能都是少數了。”著名作家柯云路向記者表示。他近年來致力于中國婚戀現象研究，相繼出版了著作《婚姻診所》和《今天我們為什么結婚》。柯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感情的多發期，“很多從國外回來的人，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都說中國現在婚外情、網戀的故事要比他們稠密，不僅是比華人世界，比國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說我們現在正熱鬧著呢！”
自由的自相矛盾
“這一代人承前啟后，兩邊都占。保守的那一半還想著從一而終，即使深深地覺得不滿意，也還都挺著；開放的那一半則在不斷涌現離婚分子。” 生于70年代初的北京網民“水玲瓏”表示。她仍然不相信自己這代人真得會徹底喪失道德感，真正做到性與愛分離。
北京會明成長咨詢中心肖慧明告訴記者，前來進行婚姻心理咨詢的“這一代”，明顯地處于內心分裂的狀態。中心的問題都是一個：離，還是不離？既要考慮工作、仕途、面子、孩子以及父母等外在感受，也想兼顧自己內心真正的情感。
肖慧明表示，反觀“50后”與“80后”，前者只考慮別人，后者只考慮自己，問題就要簡單得多。
著名作家柯云路這樣評論“這一代”人與“80后”的差別：當“80后”說他愛上第三者，“第一他可能比較利索；第二他可能內心沖突比較少；第三他甚至可能比較坦率，‘60后’和‘70后’這兩張皮就扯得比較厲害。”柯云路說，“他們也想當好丈夫、好妻子，但是也不妨礙他們在外面花一把，只是他們亂搞的時候不愿意讓別人知道，不愿意讓父母、子女知道，也不愿意讓社會知道。”柯云路將之形容為“婚姻的兩軌制”。
婚姻家庭法專業律師楊曉林介紹，在他經手的離婚案件中，這一代當事人大都經過了長期痛苦的考慮，盡量做到完滿。比如有人2004年就向他咨詢了，2007年才正式委托他辦理離婚手續。在對待孩子方面，不少客戶都慷慨地盡到了撫育的責任，比如每月支付上萬元撫養費。而“80后”的委托人，則常常為很小的事離婚。且說離就離，沒有任何余地，到法院只是走個程序。生于1969年的楊曉林表示，假若還有回旋余地，他常勸當事人能合就合，要么協議離婚，雖然他將為此失去代理費，但是他就是在那個年代受教育的。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這一代”人，在紅旗下生長，而后在彩旗下鏖戰，童年基本在整齊劃一的清苦中度過，青年時大都在艱苦奮斗，等人到中年，則趕上了社會的分化與變動。同樣是婚外情，早年叫“搞破鞋”，80年代被稱為“第三者插足”，90年代初被稱為“婚外戀”，現在則稱之為“情人現象”，觀念越開放，誘惑越多。
新中國成立后，公開的蓄妾和嫖妓在嚴厲的措施下完全絕跡，盛行幾千年的買賣婚姻和包辦婚姻也在大部分城市消亡。到8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成為真正自由戀愛的第一代人。
著名學者李銀河在《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里表明，她曾于80年代在部分城市做過調查，被訪者中，婚姻完全自主或者基本做主的占80%以上，父母做主的不到20%，80年代念大學，現在杭州一所大學任大學教授的“大海”告訴記者，他們那個時候談戀愛完全沒有附加值。而今天，只要打開報紙的征婚版，就會發現整版都在講經濟問題，比如自備房、車，而且要求沒有貸款。
隨著經濟發展成為社會主流，這一代部分人的情感道德環境開始發生質的變化。曾經分別于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末兩次參加《婚姻法》修改的著名學者巫昌禎告訴記者，80年代初，中國取消了“通奸罪”。90年代初期，一些地區包二奶、重婚、妻妾同堂等現象開始日益嚴重，在“法律管不著，道德也管不了”的情況下，婚外情一度愈演愈烈，從隱蔽走向了公開。2008年1月11日，曾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化名為張玉芬的陜西“二奶殺手”，成立了“中華全國民間反二奶同盟會”，幫助受害者進行反擊。在張玉芬眼里，所謂的成功人士就是“四五十歲才學壞，高歌一曲遲到的愛，包人就包下一代！”
這一代人的婚姻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誘惑和挑戰——有人不聲不響做了精英，有人坐著火箭上了黑紅榜單。錯過末班車的則在社會轉型期中轉了又轉，令人天旋地轉的生活打擊一個接著一個。當終于跨入了中產甚至資產，愛情卻在原始積累中身心俱疲，陷入了婚外戀的沼澤。
幸運的出軌都是相似的，能夠在各種不適當關系中小心輕放；不幸的出軌則各有各的不幸。一位吃醋的丈夫對名校MBA出身的妻子使用家庭暴力，甚至將妻子的裸照貼在了其公司服務器上。這幾乎是最后的精神肉搏，曾經好好愛過的“這一代”，卻無法在新生活里笑到最后。 (本刊記者陳曉萍對本文亦有貢獻)
人到中年的婚姻困惑:社會處于道德倫理真空狀態
要等到多年以后，“這一代”才有能力意識到，婚姻其實不是戰斗的對象，而是我們抵御外界動蕩的最后一座堡壘
記者/羅雪揮
“將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記，將我帶在你手臂上如戳記，你的愛情堅貞勝過死亡，眾水不能熄滅不能淹沒。”2008年1月6日下午，北京中關村基督教堂海淀堂，正在舉辦由婚戀專家袁大同主講的婚戀家庭講座。當全場齊唱“我以永遠的愛愛你，我以慈愛吸引你，聘你永遠歸我為妻，永以慈愛誠實待你”時，很多人流淚了，一位年輕的小伙子哭著走到了場外。在這個絕望的愛情世界里，“這一代”其實傷心無力。
謀生難，謀愛更難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在“這一代”中，雖然男人的出軌率相對更高，但在婚姻關系中內心更保守更緊張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北京好獵手國際商務調查有限公司董事長常聯永上個月共接了六起調查婚外情的案子，其中有三起都是丈夫調查妻子。北京會明成長咨詢中心肖慧明告訴記者，前來咨詢的個案中，男人呈分裂煎熬狀態的更多，偏向傳統也更多一些。
傳統的家庭取向決定了傳統的婚姻矛盾。在婚姻家庭法專業律師楊曉林看來，婚外情雖然是結果，而內因則常常是婆媳矛盾，特別是在懷孕哺育孩子初期造成的矛盾突出。而丈夫永遠不能夠原諒的錯誤依然是“她對我媽不好。”事實上，再甜蜜的愛情，都趟不過婆媳沖突的渾水。
一家外企職員趙平(化名)坦言，她婚姻中最大的煩惱從來不是因為經濟，而是因為來自和公婆相處的壓力，她寧肯花錢為婆婆在住家附近購置一套小戶型，也要堅持過獨立家庭生活。趙平的老公長期出差，她將兒子送去了寄宿學校，180平米的房子里，常常只有趙平一個人。趙平一切自己操持，徹底放棄了向老人求助的想法。她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因為她不知道是否還會有不可控的事發生，而自己又是否能夠達到公婆的滿意，她只能夠用心經營現在。她自己做飯，洗衣服，并且帶大了孩子，念完了MBA，忙完家庭忙事業，哪一頭都不敢放松。
只是紛繁的變化中，始終都是謀生容易，謀愛太難。上海外企白領、35歲的Christina常常為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困惑，雖然她的婚姻沒有大的傷害和大的吵鬧，但她總覺得日子越過越不踏實。“我們得到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對婚姻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社會急劇變化，人也是不斷變化，現實不是那樣完美。對婚姻的失望感比較大。”Christina發現，在辦公樓的圈子里，幾乎人人都有或深或淺的婚外情，所謂“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與心的背叛”。令她驚懼的是那些永遠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突然倒下失去勞動能力，比如價值觀的混亂。“假如有女孩對我老公表示好感，我都沒有勇氣去指責她。”Christina說。
40歲的網民“令今”總結“我們這一代”：就像大地突然裂開了縫，如果不想掉到溝底，就必須設法過溝。要么努力，要么認命，因為已無退路。她選擇了前者。
“我們這一代處在特別動蕩、變化劇烈的進程中，更多地承受了改革開放對家庭、婚姻所帶來的壓力。”全國惟一的婚戀家庭研究專業機構、黑龍江省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長郭礫表示。原來由國家或單位承擔的福利正在不斷弱化，家庭成為了教育、醫療、養老風險的最后一個堡壘。一方面婚姻的負荷越來越重。另外一方面社會對家庭的干預能力卻在不斷下降，面對二奶、單親、丁克等越來越復雜的情感模式，疲憊的婚姻一旦遭遇風險，常常是滅頂之災。
嘗試自救，尋找安寧
“趙平曾經有過一段痛苦的日子，來自家庭的壓力無法得到紓解。她嘗試求助宗教，只是從小受無神論教育，追尋男女平等的她，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丈夫是妻子的頭”這樣的譬喻。她也考慮過看心理醫生，但又覺得費用太貴，不想給為生活奔忙的自己再增加額外的負擔。幸運的是，趙平找到了一個發心理帖子的論壇，她將自己的問題貼在了網上，常有熱心的網友認真作答。趙平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網上匿名求助，成為了很多人遇到婚姻難題時的第一反應。那么多的焦灼在陌生的世界里才能夠盡情傾吐，那么暖的力量只有從冰冷的ID才能夠無私發出。無依無靠，沒組織沒紀律的“這一代”，終于在虛擬中找到了平安與歡喜。
北京會明成長咨詢中心主任肖慧明認為，“這一代”的婚姻困境，表面上都是社會的誘惑，外界的變遷，但是實際是“這一代”內心成長上的迷茫。肖慧明認為，只有價值觀穩定了，學會向內看，關注自己和對方真正的內心需要，生活才能夠平衡，婚姻才是有救的。也就是說，這意味著，你要認識到，“你只能拿有限的你需要的東西”。
郭礫呼吁人們花更少的時間在工作上，花更多的優質時光在家庭上。她自己周六周日從來不加班，也很少出去應酬。她認為，這一代人應該學會放慢腳步，學習暖暖地拉拉對方的手。
“這一代”中，有人已經開始對自己進行反思。“我最近才突然意識到，我一直以為他是全部的過錯方，其實我也是有錯的。”民營企業高管孫欣(化名)說。她和孩子的父親分手多年以后，終于可以坐在一起平靜地交流。他們是同學，曾經有過“無與倫比的美好的愛情”，在丈夫偶然出軌后，孫欣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婚姻。如今，孫欣已經是“女人40”，在工作中容光煥發的她現在認識到，當初并不是非離不可，并不是一定不能夠原諒，特別是不用讓對方這么多年來，一直背負著內疚的十字架。孫欣認為，這是“這一代”的理想主義弊病：愛情的眼睛里，糅不得砂，容不得一丁點背叛。
“上帝選擇了我做一只蝴蝶。”孫欣認為“這一代”最大的價值在于：“在經歷了黑白世界走到彩色世界的慌亂后，在經歷了化蝶的痛之后，我們為孩子們提供了一個多維的婚姻樣本，他們將不會再有過分糾結的痛苦，不用經過那么多沖突磨難，才能夠變成他自己。我們這一代的幸福都是經過痛苦得來的，我們的孩子們將知道各有各的幸福。”
中國的家庭氛圍在從濃到淡
鄧志偉(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
生于60、70年代這個年齡段的，現在是離婚的高峰期，屬于中年危機。因為這個時候重心一般都放在孩子身上，就對丈夫/妻子忽視了；還有這個年齡一般都飛黃騰達了，處于事業的上升期，異性追求的就多了一點，這是共性。
從個性角度來說，60、70年代生人結合的時候，應該是在90年代，受到物欲大潮的影響比較大，如果為金錢的原因結婚的話，這種婚姻本身也是不穩固的，所以現在離婚率比較高。
婚姻觀、貞操觀、家庭觀都需要先進觀念的引導，形成社會風氣。
上一代人的婚姻很多都是患難夫妻，這是他們比較穩固的因素，但是穩固不能作為判斷婚姻幸福的標準。
50年代人先戀愛后結婚，但是現在是先同居后結婚，這會有問題，會懷疑對方婚前戀愛過幾次，那也會變成婚后矛盾的爆發點。
總地來說，中國的家庭氛圍在從濃到淡，家庭的規模從大到小，婚姻從穩固變得脆弱，從以愛情為基礎到發展成為以多因素為基礎的婚姻。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婚姻產生了沖擊。 (實習記者/李楠)
我們在大量地視反常為正常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以前我生活在一個所謂先鋒詩歌的圈子里面，比如你見到一個朋友，他帶一個所謂新的情人來到你的面前，他不覺得有一點點不安，可是我會感到不安。我認識這個人的妻子，我在家里接待這個朋友和他的新情人，會覺得對這個人的妻子有所不敬，我會覺得很不適應。我也提醒過他們，說這對他的妻子很不公正。當時沒有人理我。大家都覺得是再正常不過了。我估計在官場里也是這樣的：覺得找個情人“太普通”“太正常”了——我們在大量地視反常為正常。
所謂(性的)觀念的解放，它應該和對家庭的忠誠是并行的。如果你沒有家庭，作為一個人，怎么處理自己的身體，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家庭，你是有承諾的，如果你這樣做(性解放)，會對對方造成極大的傷害，或是極大欺騙。這有一個嚴格的界線。
你有家庭，你有伴侶，你就得有承諾。你這樣做應該受譴責。我們不能說要解放，就不需要對家庭的承諾了。越解放，越要強調對家庭的承諾。這樣一個社會才比較平衡。 (本刊記者/黃艾禾)
普通人對基本的道德規范仍比較看重
徐安琪(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會副會長)：
我個人覺得全國婚外戀的情況并不像傳媒渲染得那么嚴重。
電視劇、報攤的家庭婚姻雜志全都是講婚外戀的故事，現在傳媒和電視電影中，好像沒有這樣的情節就沒人看似的，這實際上是夸大了這件事的嚴重性。
我們是搞隨機抽樣的調查，能夠反映的是整個市民階層的情況，包括農村的，老人的家庭。實際上對自己家庭滿意或比較滿意的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我們在一般家庭中的調查，婚外戀的比例很低，也就是百分之幾。李銀河也做過這個調查，她得到的結果大概在4%左右。即使在調查中有調查對象隱瞞了婚外戀，也說明他認為婚外戀是不好的，是丟人或不道德的事情。
婚外戀在離婚的家庭中比例多一點。我調查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人的離婚狀況，在50年代人的離婚家庭中，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因為婚外戀。實際上在各個年代人的離婚家庭中這個比例都差不多。
各個地區的比例有不同，這和地方的文化價值觀和經濟發達程度有關。像廣東、上海占到30%左右，東北的比例就低一點，他們解釋說這是老工業基地，經濟狀況也不太好，搞婚外戀是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
不過不能以經濟基礎為惟一的指標，它還受文化價值觀、甚至一些宗教的影響。
對于婚外戀，也不能完全以道德敗壞評價，它可能有很多社會的、心理的因素，有些情況很復雜。包括國外，一般情況都是，年輕人容易離婚，離婚家庭中有1/3是沒有孩子的，孩子越多離婚的風險就越低，畢竟付出的成本高。
有一個現象是，現在大家對婚外戀或者婚前性、離婚等的態度，寬容度比以前要高了。但是我們抽樣的結果看，大家對基本的道德規范、家庭的責任、婚姻價值等還是比較看重。網上調查的也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狀況，有一定的偏差。(本刊記者/丁塵馨)
社會處于道德倫理的真空狀態
秋風(本刊評論員)：
“這一代”(40歲上下)對于傳統的道德觀念仍有一些記憶，盡管他們被指揮著去消滅傳統。不過，那個年代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社會、文化、政治運動，正統的道德、倫理體系其實被摧毀殆盡。一旦權力控制體系松動，社會就立刻處于道德倫理的真空狀態。
80年代剛剛開始市場化的中國，又發生了一次啟蒙運動。傳統的道德、價值再一次遭到猛烈抨擊，薩特、弗洛伊德流行一時，他們的價值和信念極大地改變了人們關于人的認識。這些學說告訴人們：人其實就是欲望的載體，滿足欲望就是人生惟一的目標，不受道德約束是人的正常狀態。
這正是80年代之后的社會精神狀態。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開放社會，會給予人們相當廣泛的私生活自由。這個時候，惟一能夠約束人的本能、激情的，就是關于性、婚姻、家庭的道德規范。
在大多數社會，中產階級是比較保守的，是道德之貓。但在中國，中產階級與權貴一起墮落。根源恐怕在于，他們大多經受了過分的啟蒙，所以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倫理，沒有任何精神生活。因此，置身于這個時代，他們是根深蒂固的物質主義者和消費狂，急于炫耀自己的權力和金錢，這包括炫耀性地消費性，就像女性瘋狂地消費時尚一樣。
可以說，中國人，至少是接受過較好教育的中國人，已經完成了個性解放與性解放，五四那一代人或許可以欣慰地笑了。但是，中國從此將進入什么樣的狀態？意大利各個城市經歷了文藝復興之后，實現了充分的性解放，甚至連教皇也不隱諱自己的性生活。但從那之后，意大利也就再也沒有文明的輝煌了。
就中國來說，最起碼可以說，在性解放之后，就不可能有中產階級了。確實，中小商人、知識精英、白領群體已經有了一定財產和一定社會地位，但他們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覺，甚至是最匱乏道德的。畢竟，關于性、婚姻的倫理是道德的核心內容。而一個沒有道德自覺的群體，是無力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的。
王海鸰看中年人婚姻:“他不想錯過新的感情”
我對婚姻的看法是：婚姻是有責任的，感情不是所向披靡的。我覺得，現在社會的價值觀還沒有到讓人悲哀的程度
記者/陳曉
我在《中國式離婚》里寫過，劉東北說：“最好是政府下一道命令，結婚合同就三年。三年好，再續，三年不好，就終止。”我是借邊緣人物說的這話，透露出婚姻制度本身的先天不足。可它又是目前男女關系中相對完美的一種。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你選擇了，你怎么辦？
“最容易受傷害的還是女性”
過去離婚相當難，單位開介紹信，做各種調解，離婚了還要受歧視。當年我離婚的時候(90年代初)，也算不是很光彩。好在我在文工團，大家對這個事情看得比較開一點，但我都覺得自卑。我最大的障礙是孩子。我會想到我的孩子沒有父親，人家會瞧不起他。而且我將來對他怎么交代。
我覺得婚姻制度中最容易受傷害的還是女性。男女平等是永遠做不到的。古今中外對男女價值的衡量標準都是“男才女貌”。男的隨著年齡增長，“才”蒸蒸日上，它會轉化成另外的形態：財富，地位；而女性的“貌”是每況愈下。就是說，婚姻制度本身包含一個極大的不平等。
婚姻是私有制的產物。它是為了通過確定你的孩子來繼承財產。但讓一個人結婚后的幾十年只愛一個人，很困難，不符合人性。人性是什么——喜新厭舊。這驅動整個人類往前發展。婚姻法為什么要改，其實是看到了這是不人性的。
我覺得古往今來，婚姻的本質矛盾都差不多。上一代人的低離婚率是建立在婚姻低質量的基礎上，是很多外力在起作用。就是說，你打了一輩子，但畏于輿論，畏于組織、前程，畏于孩子，權衡之下，你還是忍著。兩個打得一塌糊涂的人，忍著過一輩子。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上一個年代，離婚肯定是弊大于利。我不認為那種婚姻就比現在好。
“心動的感覺很好”
婚姻制度并沒有變化。從這個角度說，60后生人婚姻中的問題，和其他代人差不多。有一種誤解，覺得這一代人開始離婚率高了，就是對婚姻輕率。我覺得每一次離婚都是斷筋切肉的疼痛，不是那么輕率，不負責任的。我相信他們結婚時，至少那一瞬間，會覺得愛情是永遠的，當愛情沒了的時候，是很失落的。我接觸的現在40歲左右的人，離婚時都非常痛苦，原來的房子、車都賣掉，說要消除一種不愉快的回憶。對外面強做笑臉，吆喝著“趕快幫我找啊，我現在正閑著呢，我也想嘗嘗自由的滋味”，可晚上都不敢回家，挨個找朋友在外面混。
我經常收到這個年齡段的人寫來的信，有一個還不到40歲的妻子在信里說“我拿起筆來就淚流滿面”。她丈夫過去手機隨便放，現在上廁所都得抓著。他發現丈夫有一天一個小時里，和一個固定的人發了30多條短信。后來發現是個25歲的女孩。她就和丈夫談，丈夫說，是，我不想錯過這段感情，心動的感覺很好啊。你看怎么辦吧。
事情說開后，丈夫干脆當她的面打電話發短信。這個妻子找到那女孩談。那女孩說，我不會破壞你的家庭，我離開這個城市。妻子又擔心，女孩走了后，丈夫承不承受得了。
人在婚姻中的復雜太微妙了。
“年輕人羨慕以前純真的感情”
本質上，各代人的婚姻變化不大，但量變會影響到質的變化——價值觀的認同。
一夫一妻制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很容易稍有強調(婚姻中的愛情)就矯枉過正。第三者插足成功了，會說“愛情是不分先后的。”似乎只要沾上愛情的邊，你就是高尚的，純粹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就可以在愛情的大旗下巧取豪奪。我并不認為愛情比責任，比親情，友情更高。至少是平等的。愛情只是諸多情感中的一種而已，怎么說它就更高尚了呢？
我對婚姻的看法，在《大校的女兒》里做了最集中的闡述：婚姻是有責任的，感情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覺得一段感情“能修成正果就可以”，未見得。有人覺得“沒有感情就得離婚”，也未見得。這里面確實有責任的問題。恩格斯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我覺得他這個論點才是偏頗的。婚姻必須在責任、感情中做一個平衡，不能把愛情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50年代生人)的責任感就強些，以顧及別人、為別人著想為美。現在這被認為是傻。
《大校的女兒》賣了這么久，依然很受歡迎。很多年輕人說感動、震撼，羨慕那個年代，那種純真的感情。我有種欣慰的感覺。我覺得，現在社會的價值觀還沒有到讓人悲哀的程度，美好的東西還是能得到大家的認同。
一個中產家庭的幸福婚姻參考:尋找堅守的理由
藍青在美國進修期間，收獲更大的是價值觀的領悟：家庭并不是純粹的私人空間，整個社會價值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為中心建構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中產，都喜歡以家庭為中心在外活動
記者/陳曉
藍青(化名)要求自己每天在10個小時內完成全部工作，平時晚上拒絕應酬，所有工作餐都在中午。星期六星期日則是家庭日，沒有應酬，沒有工作。每年，她都會對全家的生活做年度安排，實際一點的，是年初的家庭會議，提出該年度關鍵詞：比如2007年度是“理財、安靜、整潔”，到了2008年則是“節約、運動”。浪漫一點的，是每年全家的海外旅游，她對全家旅游的定義是“三個人，脫離所有的社會關系，24小時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藍青生于60年代末，名牌大學博士，現在一所上海知名高校任教。之前，她是一家IT報紙的總編，多年在文化多元的媒介和公關界工作。她的社會標簽屬于“中產階級”，而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實踐全球化價值觀——以家庭為基本的社會活動單位，用心愛護婚姻和家庭。
全球范圍內最近一次的婚姻保衛戰的故事要從上世紀80年代末講起。美國一些富豪開始贊助在校園內推廣的“貞節運動”，年輕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協議上簽字將貞操保持到18歲，就能獲得一筆獎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喚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開始研究修改與婚姻家庭相關的稅制，從制度干預上獎勵穩固的婚姻制度。
而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正啟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此前靠制度和封閉維系穩定的中國社會，一腳踏入了美國前20年文化解放的時代。“60年代后出生這一代人正好進入感情選擇期。他們算是解放后第一代在感情上開始自由選擇的群體。”被稱為“中國婚姻第一寫手”的編劇王海鸰說。
從90年代初期，美國有3個州開始試點“忠誠契約”：人們在結婚時可以選擇普通的婚書，也可以選擇與州政府簽署這種特別的契約——將來一旦因為感情出軌導致婚姻破裂，不貞者將賠付更多。
培根在《論婚姻》中說：“一種好的風俗，能教化出情感堅貞嚴肅的男子漢，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樣，他曾抵制美麗女神的誘惑，而保持了對妻子的忠貞。”而現實證明，在面對和人類“喜新厭舊”的天性相矛盾的婚姻制度時，一種好的風俗，實際起源于一種有效的約束制度。美國自80年代開始的民間活動和制度建設，伴隨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在美國社會形成——從80年代后，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強調社會公共利益，而不認為家庭是純粹的私人空間。”
藍青正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了美國。
“1995年，我有機會去美國一家電視臺見習聯合制片人的工作。但獲得簽證的時候我懷孕了。我就問給我職位的美國方，怎么辦？美國人很簡單，一切以孩子為重，所有工作推后。”
第二年，孩子出生后，藍青才到美國開始工作。“我住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集中的意大利人社區，每到周末，幾乎每棟房子都亮起燈，開家庭Party。那種溫馨深深感染了我。我發現，整個社會價值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為中心建構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都喜歡以家庭為中心在外活動。”
而在這片土地上，另一個“我們”的世界卻顯得有些黯淡。藍青旅美時曾暫住一間洛杉磯的旅館，鄰屋住著一位中國女孩，懷了身孕，簽證早就過期了，每天躲在賓館里吃方便面，為的是熬到孩子出生，孩子便可以擁有美國身份。
這樣的單身母親不是特例，藍青當時看到在美國的很多中國家庭離異。這是心懷美好生活夢想的中國人，經濟自由后，為著個人的自由而顛沛流離，放棄家庭圓滿的歲月，“甚至不惜把自己‘黑’掉”。
藍青的美國之行，在個人事業上的收獲比不上價值觀的領悟。她放棄了繼續進修和工作的機會，回到了中國的家里。“我選擇家庭并不代表我放棄實現個人價值的追求，而是我對什么是全球化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在藍青看來，全球化的真正意義是形成或遵循全球皆準的價值觀，比如對快樂的共同追求，對幸福的理解趨同，以及對社會責任的一致回歸。“不管身處哪片土地，我要過的是‘人’的生活，包括物質和精神上。”
這個時候，藍青也注意到，自90年代末出現了一陣離婚的風潮：“婚姻似乎變成了一種個人資產重組。缺錢的找有錢的；有錢有地位的，把原配換掉，換上個青春貌美的。”國內正在重演美國20年前的“個人自由至上”后的狀況。2003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婚姻登記條例》：大大簡化了在民政部門辦理登記協議離婚的手續。
王海鸰認為，婚姻的變化，絕對是跟著經濟走的。在中國，雖然公共政策的制定尚未出現轉機，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已經有一批“中產”開始努力維護自己的婚姻。比如藍青正實踐著自己“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方式”。丈夫出差，她和孩子也經常伴隨。和朋友吃飯，雙方都是全家出席。她還引入“商業管理”的模式進行家務統籌，設定家庭紀律和行為底線，“家庭也是一個小組織，沒有紀律，隊伍也不好帶哦。”
在這個仍羞于表達真情的社會，藍青在家庭內直接引入高語境的交流模式，倡導對伴侶表達超越身體本能以外的愛意。她喜歡問朋友：你每天對他(她)說幾次“我愛你”？朋友有時會笑她。但她一臉真誠。
藍青說，自己身邊已經有了一批她稱為比較健康的家庭：夫妻雙方都受過良好教育，有過跨文化生活經歷，經歷過人生或職場的風雨，有比較成功的事業。大家的活動都喜歡以家庭為基本單位。
這些修復家庭和婚姻平衡的努力，至少讓人們知道，當中國社會正處在“感情至上”的自由選擇，并由此帶來婚姻大面積的不穩定和焦慮時，“還有這樣一個維護婚姻、重視家庭、重視社會責任的社會層面存在。”藍青說。而美國歷史的啟示在于，推動風俗向好的制度建設，通常是在大面積的個體行動之后。
任何一代人的婚姻，都不免堆積出無窮的瑣碎、厭煩、乏味……當美國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經歷了60年代自由到放蕩的愛情生活的沖擊后，1999年的電影《我們的故事》為為何要回歸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做了一個最好的解釋。電影中老牌美女米歇爾·菲佛與銀幕硬漢布魯斯·威利斯扮演一位羅嗦抱怨的妻子和一位中年禿頂的丈夫，共同站在即將分裂的婚姻邊緣。但最后，這位執意要結束15年婚姻的絕望主婦福至心靈，她對他說：“每個人都會有難以忍受的怪癖，我寧愿忍受你的。”
對每一個以感情開始的婚姻，這或許都是一個值得堅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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