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在上海高院舉行的楊佳襲警案二審宣告“維持原判”，楊佳表情平靜地接受了死刑判決。然而51歲的翟建卻隨之被推到風口浪尖上，質疑聲不斷向這位二審辯護律師襲來，特別是北京的律師同行，“他們在罵我，而且罵得很難聽”。
翌日，記者來到翟建的律師事務所，就坐會客室。窗沿上放著幾個相框，那是2007年翟建當選上海首屆“東方大律師”后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接見的照片。10年前，翟建就已當選過上海市“十佳刑事辯護律師”。
翟建快言快語：“你想聊什么呢？”他說自己是一個橋牌手，因給涉嫌刑事犯罪的人做辯護，他永遠拿不到好牌，所以“拿到壞牌少輸就是贏”。為楊佳辯護，牌可不是一般的壞。
“搞不好，怨氣出到我頭上”
時間回溯到7月1日中午，正在網上打橋牌的翟建發現屏幕右下角跳出一條滾動新聞，北京青年楊佳闖入上海市閘北區公安分局機關大樓襲警，致6名民警死亡、3名民警及1名保安受傷�！盀槭裁匆u警，怎么會一個人單槍匹馬的上去殺了那么多個警察？”翟建產生了疑問。
第二天，翟建從新聞里讀到一條信息，拘留中的楊佳說沒有律師在場他不回答問題，楊的公民權利意識給翟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時，警方找來閘北區政府法律顧問謝有明律師，謝的“政府顧問”身份馬上招致合法性質疑，更糟糕的是他對媒體發表的一番對當事人不利的講話，輿論為之嘩然。
沸沸揚揚中，7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舉行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襲警案爆發事由，不過對楊佳襲警動機卻三緘其口。要求撤換謝有明律師，轉由北京律師為楊佳辯護的聲浪四起，但被上海方面拒絕了。
8月26日，楊佳襲警案一審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舉行，法院高度緊張，拒絕楊佳家屬和普通公眾旁聽，記者們也被集體擋在法院外面，輿論再次嘩然，公眾對司法公正、程序正義的強烈訴求集中爆發，質疑的焦點也由謝有明律師轉向上海司法公正問題。知情者透露，上海市委高層嚴厲批評了法院的做法。
楊佳上訴后，上海方面終于決定撤換辯護律師。9月22日上午，翟建接到上海市律師協會打來的電話：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請上海市律師協會介紹新辯護律師，律協推薦了翟建。
“我們關心的是9月22號晚上，你有沒有思想斗爭，會不會覺得可能像謝有明一樣背上罵名？”翟建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會，我覺得做這個案子，風險是很大的�！比欢紤]到“一個結果幾乎沒有懸念的案子，一審竟然引起了那么大不滿的聲音”，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有所作為，“為程序正義的進步出點力”，盡管他也知道“搞不好的話，可能人們的怨氣會出到我頭上”。
9月23日上午，翟建在上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陪同下來到上海市看守所。楊佳帶著手銬、腳鐐，他蹦蹦跳跳從三樓走下來，腳鐐“嘩啦啦”地響，楊佳神情放松，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一絲對死亡的恐懼，完全不像一個一審被判死刑者的精神狀態，這一切頗讓從業24年辦刑案千余宗的翟建意外。
翟建跟楊佳開玩笑說：我是來接受你面試的。楊佳也答應得很爽快。
實際上，此舉令翟建聰明地規避了“被指定”這個責難，由楊佳自己來請他，他可不想成為第二個謝有明。
四見楊佳，選定戰術
“你給我做辯護，能做到一個什么樣的結果呢？”
“面試”時，楊佳當面拋給翟建一個實質性問題。翟建答，還沒看過材料就展望結果是不負責任的，可以等他看過材料后再探討。翟建說，這個答復讓他與楊佳之間建立了基本信任，而這次面見不過短短30分鐘。
那天，同去的還有另一名接受“面試”的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律師吉劍青。9月25日上午，翟建和吉劍青再次去見楊佳，這次是“求解之旅”。
楊佳寫上訴狀不提上訴結果，他的訴求讓翟建很吃驚——“我對判決結果看得不重要，我只討個說法：警察到底打過我沒有？”
按照楊佳的說法，2007年10月5日，他在芷江西路因騎無牌自行車，受到巡警盤查，翟建說：“警察確實沒有什么毛病，而楊佳恰恰是非常的激動，警察把他攔下來查他，他非常反感�！�
不過，據楊佳描述，到了派出所以后，“上來幾個警察，就把我抬手抬腳架到里邊一間房間，拳打腳踢，打了兩三分鐘”。后來二審法庭有錄像顯示，楊確實被數名警察強行拉扯到另一個房間，部分證實了楊佳的證言，但“另一個房間”里的景象，警方沒有出示錄像資料。
“楊佳始終說警察打了他，從未改變過這個說法，從他的投訴當中，從到案以后一直到開庭都說警察打他。警察方面一直都說沒有打�！�于是，翟建做了一個推理分析：派出所要想證明沒有毆打楊佳，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拿出楊佳被抬入另一處地點的監控錄像資料，如果其畫面也確如幾名警察所言楊佳并沒有被打，那么足以證明警察是清白的�，F在警方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證據，原因無非有二：一是有后面的錄像資料而不拿出來，二是后面根本就沒有錄像資料。假如是第一個原因，那就意味著楊佳的說法是真實的；假如是第二個原因，法庭也應該依法認定警方舉證不能，進而推定楊佳的說法是正確的。
“誰說我不是旗幟鮮明，(楊佳被)打了沒有？打了！”這是那天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翟建最激動的時刻，聲音高了許多分貝。
后來楊佳離開派出所后沒有去驗傷，因為他覺得，傷得不重，兩個胳膊上有瘀青，回去之后才發現背上也有。翟建問了全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你的生殖器有沒有問題？楊佳回答說“沒有，絕對沒有”，還反問道“你怎么這么說？”后來二審庭審時，當辯護人、檢察員問及其當時傷勢時，楊佳說到“生殖器沒有受傷”，自己還笑了。
也就是說，楊佳在派出所挨打，傷得并不重，幾個月過去了，他還來上海玩，旅游結束后返回北京僅住了一晚，在沒有任何其它外界情形催化的情況下，他又返回上海，購買了如他自稱的一大堆“裝備”，并上演了一場瘋狂的殺戮！而據楊佳的說法，來旅游時他根本都沒有去閘北公安分局“偵察”過。
就事論事，以辯護律師身份思考，翟建做了一個推論，“假如說警方說沒有打楊佳，他既然把事情鬧到這個份上，那除了用精神病來解釋，還可以用什么來解釋呢？”第二次見完楊佳，翟建想好了以“有精神病”庭辯切入口。事實上，通過觀察和分析，翟建認為楊佳的行為幾乎完全符合“偏執性人格障礙”等數種人格障礙的表現。
10月6日，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遞交了對楊佳重新進行精神鑒定的申請。當天下午，翟建和吉劍青去見楊佳，向他說明了要從精神病的角度辯護。
翟建將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何恬的一篇文章給楊佳看，文中這樣描述偏執性精神病病人：“通常有個性缺陷，表現為主觀固執、敏感多疑，容易激動、自尊心強、自命不凡，這一性格特征，導致他遇事愛認死理，喜歡抗上，不服從領導、為追求自己認定的真理，哪怕是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
楊佳同意在法庭上不和律師嗆起來，但提醒翟建：“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10月12日上午，翟建第四次會見楊佳。應楊佳父親的要求，翟建請楊佳答復為什么他不同意父親請的律師，楊佳的答復只有他父親懂：“我以為他知道,我想他應該知道�！�
堅持“技術型”辯護
四見楊佳后，這個敏感案子仍有兩大問題困擾著翟建。
其一，是否申請楊佳母親出庭作證；其二，是否請楊佳稱毆打他的幾名警察出庭作證。在一些北京律師看來，楊母是楊佳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證人，但其被警方請去協助調查之后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在警方播放的派出所錄像中，有一個鏡頭，楊佳從進派出所的大堂開始，手中拿著電話，一直在講話。楊佳后來告訴翟建：“我給我媽媽打電話，說自己又被帶到派出所了。”從這個錄像來看，以及上海警方兩次在北京見楊佳都是單獨接觸，翟建認為楊佳母親所知道的事實都是從楊佳處得知，出庭作證不會有新證據。
翟建很明白，北京同行“希望借我的嘴來將一軍”，但思前想后翟建決定不將這個軍，翟建說，將一軍可能迎合了一些人的想法，但他覺得這個做法對當事人的利益沒有幫助，他否定了，“假如她能出庭，無非是證明兒子告訴過她警察打過他 ”，“這個證明有什么意義呢？我敢說他媽媽如果沒有失蹤大家不會提這個要求�！�
至于是否請警察出庭，翟建翻看案卷，發現幾名警察接受調查時都否認打人，“即使警察出庭了也是否認，他們可能承認嗎？”翟建認為讓幾個警察出庭對當事人不能起到幫助的作用，“從我的專業角度來說，我是個辯方，拿出來的證人都不能起到幫助我的當事人的作用，我要他出來干什么？”
“你的意思是說害怕起到反作用？”記者追問。翟建答：“不是說害怕起反效用，(如果)起反效用，就會使得我的整個辯護沒意義�！�
有人曾提出，在辯護律師質問下證人出現冒汗、顫抖等軀體語言，雖然口頭上不承認，但這些信息如果通過媒體傳遞出來，形成強大輿論壓力或許會迫使證人翻供。翟建則說：“那種效果，是搞政治，不是搞專業。對，可以將你一軍，出你的丑，但我沒做這個選擇。”
“再退一步說，就算是警察腿在抖，臉在紅，每個人知道他們確實打過了，反過來說，你楊佳就能跑到公安局把另外 6個和你無關的警察殺了嗎？就能成為改變這種判決的理由嗎？盡管你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你也沒有理由去殺這些無關的警察�！�翟建堅持就案論案，就事論事，全部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當事人切身和切實的利益，一切工作的重點和核心圍繞犯罪構成和證據問題展開。而北京律師同行們則希望他選擇的是另外一條道路，即淡化當事人的利益，將法庭作為舞臺，表達超乎個案之上的主張和訴求(比如普世價值)，期冀通過楊佳案推動法治進程這樣一個宏大命題。
翟建的徒弟張培鴻律師撰寫博文指出，“在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里，辯護都是由國家設定的與政府對抗的利益平衡機制……一個法治越來越好的國家，應是一個越來越重視技術型辯護的國家。而當技術型辯護可有可無，甚至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透露出來的信息就是，殘存的法治正在淪陷�！睆埮帏櫾谡f明師傅選擇“技術型”辯護的現實性。
翟建說：“我們和北京律師們的理念是一致的，只是在選擇的道路上有所不同�！�
不過，翟建的選擇遭受詬罵了。藝術家艾未未說：“聰明過人的翟律師閉口不談最讓楊佳惱火的，提出二審上訴的最重要理由，即在一審中，法院拒絕接受辯方提出的7個警察出庭作證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法院與翟律師成功地取得了上海式的默契，成功地避免了正面交鋒，徹底葬送了楊佳案取得突破地可能，走完了一個人性缺失的過場。”
程序正義乃一大進步
“起碼這個案子沒有人跟我發過任何一句話。”翟建說。
10月9日，翟建得知法院不準備再做司法鑒定了，第二天，翟建鄭重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打了一個申請報告，建議在開庭時，邀請部分精神病診療專家參加旁聽，庭后聽取這些專家的意見，有必要確認這究竟是一種病態表現，還是網上流傳的這是一個“英雄行為”？
這是翟建發出的一個暗示信號。翟建知道，公眾在等待一個合理解釋：楊佳為何如此殺戮？翟建不愿意楊佳的行為被解釋為激進的社會情緒，而應該解釋為一個有精神病的個案的病態行為，這并不妨礙翟建的另一個愿望——警察機關應從這個個案中吸取教訓，追求善治和善政，從人民愛戴中重拾警察威望。
開庭之前，翟建還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楊佳的家人旁聽事宜親自跟法院交涉，當楊佳父親說將有一個朋友陪同時，翟建亦積極向法院溝通，這個過程，非常順利。
10月13日，二審開庭的日子。翟建開車先接到了楊佳父親、阿姨王靜榮，以及其父的朋友，然后一起上法院。翟建看到高院側門所在的襄陽南路上，馬路兩邊人頭涌涌，他看到了有人舉著牌子“刀客不朽”，警察和保安如臨大敵。據悉，當天上海警方帶走了300多名尋釁肇事的場外旁聽者，后有40多人被刑事拘留。
法庭內，旁聽席上已經坐滿了人，有一個西裝革履的律師，和他握手，自我介紹說是李勁松——楊佳父親聘請的辯護律師之一。到場的有中央和地方媒體30多家，包括3家香港媒體。值得一提的是，10月20日開庭宣判時，境外媒體也被允許進場了。
“允許家人入場，允許媒體采訪，允許北京律師旁聽這都是進步。”翟建說，“二審比一審從程序上進步，也許這種進步達不到大家的要求，但進步總比不進步要好，這種進步來源于公眾的關注，來源于媒體的廣泛關注，起到社會監督的作用�！�
這是一場艱辛的生死之辯，庭審歷時7個半小時，上午是法庭調查階段，庭審高潮出現在下午的辯論階段，焦點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重新對楊佳作精神病鑒定；一審出具鑒定的鑒定機構是否有合法資格；警察是否打了楊佳。
翟建主要做了兩部分辯護。一是關于案件的起因，二是關于楊佳的精神狀態。后者是他辯護的重點，翟建列舉楊佳種種異于常人的行為，比如他對一審的死刑判決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不在乎，“你們不要為我爭取改變一審判決，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歲才出來也沒意思”，認為有必要重新進行精神病鑒定。法庭上，楊佳也有“異乎尋常”的表現佐證，他甚至稱那些受害警察“他們不是無辜的”，但當檢察員問他此話怎講時，他略加思索后笑瞇瞇地問：我可不可以拒絕回答。
楊佳還宣布：我沒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
法庭隨后駁回重新做精神鑒定的申請。至此，翟建一聲嘆息：“比較遺憾�！钡越ㄊ菆猿謼罴延芯癫〉�，即使是二審判決后，這一點他也旗幟鮮明。二審判決下來之前，翟建就知道，不能重新做精神鑒定，推翻原判的可能幾乎為零。10月 20日，判決下來，果然不出翟建所料。
當翟建在辦公室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有人打來電話進行采訪，告訴翟建，40多位全國知名學者、律師和社會人士向中央政府發了一封呼吁信，請求特赦楊佳。翟建說他也支持特赦楊佳，“在我看來，沒有任何一種情況下某一個人必須被立即殺掉�！�
翟建特別提到，楊佳本就希望一死而痛快，至今并未有懺悔之意，而對他進行終身監禁并不比立即執行死刑來得輕，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楊佳會意識到這種懲罰的長期性和痛苦性，會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懺悔，如是這樣，可以撫慰6個逝去的警察在天之靈，更能撫慰社會不滿情緒，讓楊佳用一生來向社會懺悔。
此外，“我非常希望我們的國家有一天能走上廢除死刑的道路�！钡越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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