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戰友/請你拉住我的手/不要松開/我是那樣的孤單無助……”9月1日，一篇《刑警隊長逃亡日記》的帖子迅速火遍網絡。盡管帖中的內容還有待媒體調查的進一步證實，但帖中的詩句所透露出的辛酸與無奈，卻迅速獲得網民的普遍認同。舉報人的尷尬處境，近幾年來于公共媒體上的個案披露可謂層出不窮。未必知悉此帖真相的網民大抵也是“習慣成自然”了。
刑警隊長的逃亡日記還待確認，肖敬明的亡命天涯卻是已證事實。9月3日的《中國青年報》援引肖的話說，“假如時光能夠倒流，我決不會再做這樣的蠢事，可惜世上沒有后悔藥啊！”肖敬明口中的“蠢事”正是為一起刑事案件作證。在履行了一個公民的義務之后，報復也隨之而來。肖一家不得不東躲西藏，四處流亡。
舉報人/證人紛紛亡命天涯，是中國現行司法環境下一道怪異的風景線。舉報人/證人保護也仿佛成了各種司法潛規則纏繞之下的一個難解的結。近十余年來，加強舉報人/證人人身保護和財產保護的各種呼聲不絕于耳，甚至各類受理舉報單位也身列呼吁的陣營，但原則性強調終究代替不了具體的制度建設。在媒體年復一年的關注之下，在有關部門年復一年的發文、表態之下，在看似已成為社會共識的良好輿論環境之下，舉報人/證人保護仍然是一個結。
有人說我們在舉報人/證人保護制度上并非空白。刑事法律中就規定了對舉報人/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行為將受到懲處。且不談這些條款的過于原則化、可操作性差、適用范圍又窄，單從“懲處對舉報人/證人的打擊報復行為”上看，這僅僅是對舉報人/證人遭受侵害之后的救濟，或者說是國家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追究，怎能稱之為“保護”？舉報人/證人所期待的保護，正是要免受這種侵害，而不是在打擊報復已經發生之后，國家再來將這些打擊報復者繩之以法。很多傷害對舉報人/證人而言，是無法補償，也是無法救濟的。
正是基于立法的這種種現狀，在近年來的“兩會”上，有關制定專門《舉報人保護法》和《證人保護法》的提案或議案多次被提出，也得到了不少的關切。遺憾的是，這些議案的最終結局均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公共輿論所掀起的一輪又一輪的呼吁，基本也是雞同鴨講。公民建議與立法啟動之間仿佛是在各自不同的時空，沒有溝通，沒有互動，最需要公眾參與的地方，卻沒有制度的保障。和舉報人/證人的尷尬地位一樣，享有國家權力的公民仍然難以得到立法參與權。這在一個正奉行“開門立法”的時代和國度，顯得格外不融洽。
舉報人/證人保護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也是一個全球問題。2003年10月31日，第58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其中專門就舉報人/證人保護作了明確規定。例如，在必要和可能的情況下將其轉移，并在適當情況下允許不披露或者限制披露有關其身份和下落的資料；規定允許以確保證人和鑒定人安全的方式作證的取證規則，例如允許借助于諸如視聽技術之類的通信技術或者其他適當手段提供證言，等等。《公約》也針對那些曾參與了腐敗行為的舉報人/證人建立了污點證人制度，在法律上為舉報人的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提供了依據。
我國已于2005年10月27日批準了該《公約》，根據“條約必須信守”的國際法準則，只要不是在簽署時聲明保留的條款，均有執行的義務。而國內的舉報人/證人保護制度顯然與《公約》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以目前情勢看，我們應抓住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大好契機，借鑒西方國家在舉報人保護上的立法經驗，按照我國已簽署的國際公約中的規定，從國情出發，大力推進舉報人保護制度的具體化、科學化、全程化和常態化。
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絕不會坐視它的舉報人/證人亡命天涯。在警察逃亡日記和肖敬明的遠走他鄉所引發的網絡熱議中，推動立法的認同度已然成為網民的主要訴求。立法機關萬不可視而不見，一味拖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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