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重要的兩極，歐盟和日本的自貿區一旦成型，無疑會對全球貿易和經濟格局帶來深遠的影響；歐盟和日本作為中國兩大重要出口市場和海外投資來源地，自貿區所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會對我國的出口造成一定的沖擊。對中國而言，歐盟日本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亦可對中國提供重要的借鑒價值。

　　歐日雙方各取所需

　　歐盟和日本互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建立自由貿易區，對于雙方都有必要性。

　　2011年的數據顯示，日本為歐盟的第六大進口國，6744億歐元的進口額占歐盟進口總額的4%。同時，日本也是歐盟第六大出口國，4897億歐元的出口額占歐盟出口總額的3.2%。相比之下，歐盟在日本的全球貿易格局中占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其為日本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在2010年占到了日本貿易總額的11.1%。歐盟、日本雙方廣泛和深入的貿易往來，為自由貿易區談判提供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此外，歐洲希望迅速擺脫歐債危機對歐元區經濟的拖累，將其經濟戰略面向危機中保持穩定增長的亞洲市場，日本則成為這一戰略中的重要一環。日本謀求新時期下的一體化策略，期望加強國內經濟重建、擴大出口市場份額。雙方進行自由貿易區談判符合當前內外環境和背景，符合雙方實際需求，自貿區有利于雙方各取所需，因此，自貿區談判具有較強的動力。

　　談判的焦點和潛在難點

　　盡管歐盟委員會和日本政府已經針對啟動雙邊自由貿易區談判達成共識，但談判的真正啟動尚需歐盟各成員國的批準。從具體議題來看，尚存在著雙方爭論的焦點議題，或對歐日自貿區談判進程的推動形成阻礙。從根本上說，爭議焦點來源于雙方的貿易結構差異。

　　從歐盟角度看，歐日雙邊貿易中，歐盟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于機械和交通工具行業。歐盟和日本作為世界上重要的汽車生產基地，雙方在汽車行業的競爭性顯而易見，如何對各自支柱產業進行必要的保護，無疑會成為雙方在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中需要重點磋商的議題。

　　從日本角度看，農產品是其自歐盟進口的第二大貿易順差的來源。日本向來以對國內農產品的保護而聞名，例如，因產品在日本國內外的價格差距較大，日本重點保護大米、小麥及其制品、乳制品、淀粉、砂糖等農產品，均采取高關稅限制這些產品的進口，如大米關稅稅率為778%、小麥為252%、牛奶及乳制品為360%、砂糖為328%等。

　　因此，從這兩個角度來看，雙方如何協調好同質性產業的競爭，以及日本在農業方面會作出何等讓步，恐將成為影響歐盟日本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關鍵因素。

　　中歐自貿區：中國的思考與選擇

　　筆者認為，中國也應當在適當的時機，選擇與歐盟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從雙邊經貿關系緊密程度、我國自貿區開展戰略以及當前世界各國雙邊一體化合作的進程來看，選擇與歐盟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政策選擇和安排是合理的，其在實施上具備一定程度的可行性。

　　首先，從雙邊經貿關系重要性上來看，歐盟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更加緊密。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是繼美國之后，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2012年與中國的貿易額占歐盟貿易總額的13.3%。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為歐盟第一大進口來源國，歐盟自中國的進口總額較2010年增長3%，占歐盟27國進口市場份額的17.3%；中國為歐盟第二大出口市場，歐盟對中國的出口總額較2010年增長20%，對中國的出口額占歐盟總出口份額的8.9%。從貿易規模和數量上看，中國的產品和中國市場對歐盟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歐債危機爆發以來，重視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更加成為歐盟各方的共識。

　　其次，從政策選擇和戰略上看，中國具有同歐盟開展自貿區談判的動機。當前，貿易自由化多邊體制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哈回合的談判受阻，使得WTO各成員紛紛轉向在雙邊或區域框架下謀求貿易和經貿合作的可能性。在東亞區域內，新一輪自貿區談判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2011年7月，韓國與歐盟的自貿區協定生效，韓美自貿區協定也已于2012年3月正式生效。日本于2011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中宣布加入TPP（泛太平洋伙伴關系戰略）談判，此外，歐日自貿協定談判也已啟動。為了避免被邊緣化，也為了減少歐美傳統市場的貿易轉移，加強對中歐自由貿易協定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從策略上看，中國對自貿區的選擇應該更加具有前瞻性，避免“應對式”，占據制高點。中歐自貿區的實現并不是最終的目標，美國和日本或許也能成為中國發展自貿區的政策選擇，在考慮了中國實際承受能力和利益訴求的前提下，任何有助于實現大市場效應和提振貿易的舉措都不應當受到排斥。

　　再次，從運作機制和發展途徑上來看，中歐已建立雙邊對話機制和平臺，特別是中歐峰會，為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中歐雙邊經貿合作由易到難，逐步推動發展，最終實現全面升級，是具有現實可行性的。雙邊在不同領域和部門的合作計劃體現了雙方關心議題的逐步擴展，更多領域伙伴關系和合作協議的簽署也奠定了雙方更深層次合作的可能性。早在2009年第11次中歐峰會后，雙邊就簽署了中歐科技伙伴關系計劃、中小企業合作共識文件、清潔能源中心聯合聲明等協議；2012年2月的第14次中歐峰會上，雙方也表示將盡快開展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當前，中國更應把握由危機創造的契機。在第14次中歐峰會后，中國市場經濟問題首次出現在正式文件中。“危機創造新秩序和新世界”，伴隨中歐經貿合作的升級和深化，中國可以借歐債危機形成突破口，在談判中增加籌碼，加強主動性。

　　當然，中歐自貿區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現階段還存在著不少的困難。與韓歐、日歐不同，中歐屬于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邊框架，屬于南北協定，注定了雙方在議題和訴求上的差異。歐盟更多地關注知識產權、傾銷與補貼、市場開放和投資限制等條款，而中國更關心綠色壁壘、碳關稅等新型非關稅壁壘的遞減，貿易摩擦和反傾銷、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等問題。對于更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標準和要求，需要考慮中國產品和產業的承受能力，短期內不能拔苗助長。

　　對于中國而言，中歐自貿區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至于何時啟動談判，何謂恰當的時機才是需要我們進一步關注的問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