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主題演講
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只能訴諸再分配
“國富民窮”傾向性背后的四個問題
第一個層次我想先談談基本判斷。改革開放30年是整個中國100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和整個民族追求國富民強或者國強民富的道路。
我們一開始談改革開放，當改革開放見到初步成效之時，最普遍的贊揚就是改革開放政策是黨的富民政策。改革開放就是追求民富。鄧小平曾非常明確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痹诟母镩_放30年過去之后，現在民眾的富裕程度和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已是天壤之別。但是實際上，社會上許多情緒并不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
我自己對此的概括是，它更多地表達的是我們在黃金(1363.40,-0.70,-0.05%)發展期(這個發展期還是在延續的過程中間)，還伴隨著矛盾凸顯期。在矛盾凸顯期的背景下，富民遇到了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比如說剛過去的2010年，在上半年財政收入統計數據公布之后，很多媒體反復提及一個概念，即中國出現了“國富民窮”的現象。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試圖從六個方面來論證這樣一個判斷是明顯偏頗的。后來《光明日報》的編輯在幾個月之后看到這篇文章，他們主動地說可以把這個觀點反映在報紙上。文章刊登之后的一些反映出乎我的意料，有人將我的郵箱與某網站相連接，之后我收到很多開罵的郵件。我個人感覺這種開罵的情緒，正像我之前所說的民眾不滿的情緒一樣，包含著非常值得重視的社會矛盾。
我把它簡要概括為，“國富民窮”傾向性背后反映的矛盾的第一個問題是整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著兩個收入比重下降的趨勢。近10年來，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里，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以及居民勞動收入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中央的文件里明確地說要提高這兩個比重。我覺得對統計數據有一定了解的人才會把思路引導這一個方向上去。
第二個問題可能更帶有普遍感受，即收入差距過大。很多人感覺自己的收入水平跟不上社會上先富起來的人的步伐，感覺自己越來越處于弱勢。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對政府存在這樣幾個評價：政府透明度低、行政成本高、職能轉變不到位等等。
第四個方面我認為應該比較直率地說，我們矛盾凸顯期的問題在于民眾對收入和福利方面的預期的提升速度快于實際得到的福利增長�？陀^來講，我們自己跟自己比，收入的增長是非常明顯的，按我國的統計，改革開放初期，貧困人口至少是2億以上。如今，通過相同口徑下得到的數字是2000多萬。如果按照世界銀行每天收支1美元的標準去衡量，那中國當時的貧困人口數量會達到6億-7億，而按照該標準，如今的貧困人口的數量也已經縮減到了1億人。
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民眾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不滿情緒。在很多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這一現象，即可能因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種種不滿情緒而帶來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這些是在“國富民窮”背后所存在的幾個不能不重視的問題。
追尋民富的新思路
我想第二個層次來考慮我們是否能提出一些建設性的認識，即在新時期怎樣追尋民富這方面提出些新的思路。科學發展觀中提到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必須實際貫徹到我們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實踐中去。科學發展觀要統領全局，我們不希望只停留在一般的大家都承認但是不實踐的概念上�？茖W發展觀怎樣滲透到社會生活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上實質性地來貫徹呢？
比如現在的“十二五”，我們必須特別注重按照現在中央建議所提出的導向——擴大內需引導消費，只要在這方面做得有成效，使消費能夠更好地滿足并得到增長，那就是在人本主義認識上提高了人們的實際福利和幸福感。中央“十二五”的建議背后所隱含的大判斷是，前面一段時間高歌猛進的全球化的過程要放慢，因為主要的經濟體都經受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許多經濟體都陷入到緩慢的復蘇調整階段，雖然中國的成長性仍然存在，我們仍處于大有作為的經濟戰略期，但是必須調整自己發展過程中的基本定位，即不再把經濟近階段的政策定位為擴大內需，而是把整個的發展過程更多地定位為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必須落在怎樣鼓勵增加消費的問題上，這事關整個社會格局的判斷。那么在這個現實的判斷之下，貫徹這樣的方針也正好吻合我們過去多次提到的“富民，滿足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
接下去我將列舉5個層面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把握的要領。
第一，“追尋民富之路”首先要順應經濟社會的轉軌，下非常大的氣力來構建盡可能完善的、能夠持續運行的社保體系，要解除中國社會成員所謂的“后顧之憂”，特別是使中低收入階層能夠減少所謂的“預防性儲蓄”，這樣就會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費，而實際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第二，怎樣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實話實說，我個人感覺，有關部門說調整收入分配的指導文件一再推遲出臺是碰到了在操作方面比較難把握的困難。我們作為研究者簡單討論一下初次分配。對于初次分配重點是要更加注重公平和效率的結合，在初次分配領域就要講公平是改變了原來所講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導向。在初次分配要更多考慮公平那就需要考慮怎樣增加低端的收入，而實際操作的工具應該講是比較有限的。
比如現在的方法是增加最低工資標準。之前有20多個省市紛紛提高最低收入標準，但它的實際作用如何？不可能太大。北京有一個統計，提高最低收入標準僅10萬人受益，而北京的常住人口有2000萬左右，其中的勞動人口至少有幾百萬，受益面是10萬人，這就意味著只有2%不到的人受益。那政府是否有可能再次提高該標準呢？經濟學已經證明，最低工資標準太低是沒意義的，也并不合理。因為企業如果不能夠按照它的意愿招到工人它自動就會提高工資。但定得太高一定會事與愿違，因為政府這樣做就是逼著企業尋找別的要素去替代勞動投入，政府想通過此方法增加就業機會但實質上只會減少就業機會。這是經濟規律使然，所以不能定得太高。
此外，有人提出應該在“十二五”期間鼓勵中國發展公共組織的勞方與資方的談判，以此來給資方施加壓力，提高勞方收入。這在中國是較難實行的。如果鋪開了做，勢必會引起更多的群體性事件。資方現在已經有反映說“既然勞方能組織工會，我們也可以組織資方的聯盟”。有人提出應將工會組織活動時割裂成一個個單獨的行為，不能使其串聯，但我認為現在的社會是做不到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可能政治化，不能理想化地在這方面寄予太大的希望。我們社會在這方面的容忍空間和操作空間是有限的。
我想來想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手段是政府應該容忍農副產品更多地有彈性地往上漲。前段時間，當CPI達到5%時，社會方方面面高度緊張，為什么會這樣？直率地說，我們過去30年中，1994年CPI曾摸高到接近25%，這次只在4%多就如此緊張，一定是有別的矛盾交織到物價的問題上。很多的不滿是拿物價作為一個說事的突破口，這樣使社會形成了更大的壓力，有關部門便不敢更有彈性地使農副產品價格往上走。因為我們的物價中有75%~80%就是食品價格造成的上漲。而這樣一來，本來可以使中國一半的人口通過農副產品漲價來使自己的家庭得到好處的空間收得很窄。這是我們碰到的現實問題。所以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我們只能訴諸再分配。
顯然，再分配需要財政發揮義不容辭的功能和作用。第一，轉移支付要盡可能地加強。最低的低保、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體系化在“十二五”期間要作為重中之重來把握。要更多地考慮最低收入階層的感受，使他們能夠得到公共財政陽光的照耀。
在中等收入階層方面，中央已經有非常明確的導向，要放大中等收入階層，并且中央已經說過要創造條件增加社會成員的財產性收入。我們就說現在熱議的房地產問題，假設現在有三個人像我一樣是1977年進入大學然后畢業走向工作的人，如果這三個人的工資收入處理模式不同，那將會有非常不同的局面。第一個人假定將可以機動掌握的部分都用作儲蓄，第二個人機動掌握的部分有一半投入房地產，并通過按揭的方式滾動來作投資，第三個人，他不儲蓄，他把所有的可用的資金全部用于房地產追求峰值，走到現在，20多年過去后，這三人的實際收入水平一定是大相徑庭的。正是在中國經濟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財產收入已經成為社會成員實際收入水平拉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
在中國，地皮、不動產已經從原來的無價變成了有價，從低價變成了高價，在這個過程中怎樣去掌握，我個人感覺中央提出的“創造條件讓社會成員增加財產收入”的導向是非常明確的，但現實中的矛盾也伴隨而來。我們在討論中應該講，這種財產性收入在增加的同時，我們還要說到再分配的調節。很顯然，大家現在熱議的房產稅試點，除了對房地產市場起到減少泡沫使之更加平穩地發展外，也一定會起到在收入分配調節方面的優化作用。就是讓先富起來的人按照市場經濟同行的能力原則，更多地給國庫和公共收入做點貢獻。
此外，再分配手段還包括個稅改革。中國必須建立成型的財產稅制，房產稅的試點我認為就是采取的第一步先導因素。中國必須更好地注重直接稅、所得稅的作用，而這個重點不放在企業法人所得稅上，重點只能是在個人所得稅上。個稅必須在強調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加入對高端人群更有力度的再分配調節。這和我們追尋民富之路不矛盾。社會高端的人對國庫做更多貢獻實際上是符合他們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整個民族的利益的。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共和，是從辛亥革命開始就一直在追尋的全民族的和睦、和諧，那么先富起來的人更多地做貢獻，使低端的人更好地得到國庫資金的關照，他們有種種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一旦他們不造反了，和整個社會一起享受公共產品，使高端的先富起來的人去非常安詳地享用幸福感，這對先富起來的人的根本利益不也是一個正面的效應嗎？
我覺得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考慮我們現在觸及到的各個方面爭論不休的制度創新改革問題。大家更應該理性討論怎樣才能更符合我們現代化的長遠追求，怎樣把短期的富裕問題和中長期的共同富裕問題的瓶頸打通。
如何真正反過度壟斷
第三個重要的層面，深化改革。之前說到的兩點和改革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現在的改革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就是怎么真正反過度壟斷。現在社會上一致同意推進反過度壟斷，但怎么推進？既得利益已經形成了非常有力的阻礙，我們需要尋找可循途徑。有一些經濟手段可以切入，比如資源稅改革，現在已經在新疆試行，以后一旦擴大到煤炭行業，一定會觸及到我們多年不能捋順的煤電價格形成機制。
另外在改革方面有實際的措施，可控的、有序地增加政府政務和理財的透明度，發展公共財政，通過問責的壓力提升公共財政的效應。因為在配套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中央提到在“十二五”期間的全面配套改革是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改革融合在一起，我們怎樣能夠降低行政成本，怎樣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怎樣發展各種要素市場，這都是在改革層面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
前段時間我去重慶開會，我準備坐公務艙回來，但是到了那之后發現一群特警不允許我們按常規程序進入公務艙，而是要拖著行李繞很大一圈從經濟艙登機再挪到前艙。后來得知原來是有一名副委員長要登機。這折射了中國社會什么樣的問題？如果改革不去觸及這些問題，那將來中國弱勢群體所遇到的問題會層出不窮。這其實與民富也是有關的，如果這些問題不通過改革來改變，即使人們的收入增長了，但人們還是會覺得自己弱勢。
長短期利益的轉軌與結合
第四個層面，短期利益和中長期的轉軌我認為應該明確地相結合。這句話肯定會得罪很多人。因為大家都更看中馬上能得到手的利益。但如果你站在整個經濟體民族復興的層面上來講，只講眼前不講長遠是不行的。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前總統約翰遜提出“偉大社會計劃”，連續10年勞動工資水平每年都是按照10%左右的速度上漲，然后出現了滯漲。美國是如何渡過這一關的？是靠上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發力，使它重新蓋過了日本的發展勢頭。我們中國如果說有后發優勢的話，就需要吸取教訓，一定要把短期和長期的計劃結合到一起。
但在這個問題上，未必就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在財產權、消費民主權這兩個方面，要更多地以共和的精神來討論問題，共和承認各個經濟集團都有既得利益，但要理性地把大家的各種訴求透明地交流以后，爭取找到妥協和最大公約數，這種共和的精神恰恰是中國社會所缺少的。
如果在中國做個全民公決，決定個人所得稅何去何從，最大的可能性會是多數人認為應當取消個稅。但稍微有點財稅知識和國家治理知識的人都會知道，這樣的公決結果是不可接受的。這是中國必須過的坎，即怎樣把各種各樣的訴求充分地交流后尋求最有利于把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合理方案。
最后一個層面我們還要強調在管理層面鼓勵創業，包括草根自救式的創業。必須鼓勵實體經濟的創新，資本市場非常重要，但是在實體經濟層面，往往我們的注意力不容易放到農村草根的層面上，他們流入城市以后的創業，成為被城管處處欺負的對象。怎樣把這種環境加以改善，也是中國很現實的問題。這些都關系到我們所說的“追尋民富之路”。
最后做一個小結，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國迫切需要應對矛盾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使大家的和諧感上升，使大家得實惠的感覺上升。那么生產關系的調整是不可回避的。要實現我們的民富，我想應該強調民富和國強的統一性，應該在改革開放30年已經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把短期的追求和長期的追求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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