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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04年以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遭遇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中航油虧損、長虹被拖欠巨額貨款、中國人壽被訴、海信商標被搶注••••••如果聯系此前發生的安然、世通公司、帕瑪拉特、安達信等國際大公司發生的變故來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事件的共同點是因遭遇法律風險而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其中一些公司甚至因此徹底失敗。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法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將來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就是企業防范法律風險的能力。對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大企業來說，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經濟交往的國際化，企業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將變得越來越突出，但是，大部分中國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對此還沒有足夠的認識。
那么，中國的企業目前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到底如何？企業管理人員應當怎樣樹立企業管理過程中的法律風險意識？怎么提高防范法律風險的能力？就此，英國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Lovells International Law Firm）根據已經公開的資料和調查所得數據，對中國企業100強的法律風險做了較為詳盡的研究，并提出了初步解決方案。
閱讀這份報告，有利于有關企業意識到自身所面臨的風險，也有利于社會各界便于參考相關問題，更有利于喚醒中國企業家們的法律風險防范意識�？紤]到這些，本刊經路偉律師事務所北京辦事處授權，摘要發表這份報告。
為了向中國企業提供一個評估法律風險的客觀平臺，我們花數百個小時搜集和分析了從各種途徑（如：印刷的和在線的公司及行業報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公司網站和其它在線數據庫）獲得的公開資料，根據中國100強企業各自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制作了一份《中國100強企業法律風險評分卡》。此外，我們還對“財富100強”企業進行了類似分析。
各企業的“法律風險評分”都是根據對一系列構成重大法律風險的因素進行綜合評估而得出的。該分析涉及的主要法律風險因素有：行業、組織形式、設立管轄、知識產權、采購和銷售行為發生地。
法律風險評分越高表明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越高，但是，這并不是對企業自身的積極或消極評價。實際上，根據下面的研究結論可以看出，法律風險評分最高的典型企業也可以成為最成功的企業。公司的法律風險評分較高并不意味著該企業將會因具有法律風險而遭受經濟損失。該評分僅僅是對企業經營其業務所處的法律風險環境的一個客觀描述。
一 評估方法
評分卡是以美國公司評分中間值為100分、歐盟公司評分中間值為70分為基準點制作的。這些基準分值是結合先前已公布的由全球企業法律顧問協會、普華永道（全球公司法律部門調查）、《Corporate Legal Times》及《全球律師》在美國和歐盟進行的各種調查結果得出的。根據有關數據，美國企業平均支付相當于公司每年總收入1％（或100個基準點）的費用用于法律風險防范，而歐盟公司平均支付公司每年總收入0.7％（或70個基準點）的金額用于法律風險管理。
因此，對企業法律風險進行評分是為了表明相應的法律風險防范經費投入等級。例如：如果一家企業的評分為150分，理論上企業應支付總收入的1.5％，而如果一家公司的評分為50分，理論上該公司應支付其總收入的0.5％用于法律風險管理。
對財富100強公司（大部分是總部位于美國的公司）評分的結果表明，基準分值即財富100強公司的中間值在本研究中實際為100分，與美國公司的基準中間值相同。因此，評分公式為分析中國100強企業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基準點。
中國100強企業中各企業的公開資料都按以上法律風險種類進行分析。統一的評分表中列出了每大類的二級因素和以及一系列與每一個二級因素相關的風險等級所相對應的數值。比如：
• 行業——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級別的法律監管和法律風險環境。行業二級分值綜合反映了由《全球律師》雜志對美國、歐盟和亞洲不同行業的公司法律資源所作的調研而得出的有關公司法律部門的綜合數據。
作為結果的行業排名從很多方面來講都是一目了然的。例如：醫藥和生物技術行業在行業排名中位居第一，因為該行業一般監管非常嚴格，資本要求高，涉及許多知識產權風險、并且涉及消費產品。排名第二是銀行和保險行業，該行業存在重大法律風險，因為該行業的產品基本上都是法律文件。
按行業類別確定的基礎分值從醫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高分值15分至零售行業的低分值5分。在這個行業分值之間有金融服務行業（包括銀行和保險），基礎分值為13分；有信息技術（IT）和電子行業，基礎分值為12分；能源、公用事業及相關行業的分值為10分，比如電信行業；工程和建筑行業的分值為9分；制造行業企業的分值根據生產貨物種類的不同分布在7分到9分之間。
因為每個行業的法律風險級別在不同司法管轄區并不完全相同，路偉律師事務所在本類型的分值計算中增加了司法管轄區乘數。例如：總部位于美國的醫藥公司比位于中國并在中國經營其大部分業務的醫藥公司受到更為嚴格的監管。因此，中國醫藥公司的行業二級分值為15分，而美國醫藥公司的分值為30分。
• 組織形式——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企業在本類型分值區間中分值最高，二級因素分值為20分，而在分值區間的最低端，一個中國國內100％國有獨資的企業的分值為1。為什么？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受到非常嚴格的監管，如果不遵守監管規定，上市公司、公司管理人員和董事將面臨巨額罰款、股東起訴、潛在的刑事訴訟，甚至可能有被摘牌的風險，所有這些風險可能會對公司產生毀滅性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未上市的國有企業幾乎沒有上述任何風險。其它類型的法律實體——比如：合營企業、未上市的私營企業、在上海、深圳、香港、倫敦、新加坡上市的公司——的相關法律風險級別均根據該類實體在相關司法管轄區中面臨的法律風險環境，評分在1至20分之間不等。所有類似實體的評分相同。
司法管轄區因素對法律實體也起作用。例如：如果一家中國企業在中國境外設立了一個子公司，則該子公司將受該外國法律的管轄。根據路偉律師事務所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很多亞洲公司都經歷過因不遵守其他國家的環境、勞動和其他相關法律（如，種族和性別歧視，性騷擾等）而產生了法律問題。與上述法律問題相關的風險不局限于實際的行政罰款和法院判決，還包括優惠稅收待遇的撤銷、公眾抗議以及對產品的聯合抵制。因此，即使中國企業在外國司法管轄區的業務很小，法律風險也可能遠遠高于該子公司實際的投資和收益。因此，在本評分卡上，對于在中國境內、外都設有子公司的集團公司，我們在對境外實體創造收益進行估計的基礎上按比例的增加了風險權重。
• 公司設立地點——公司設立地對其法律風險有重大影響，因為與保持公司的存續、稅務等問題相關的許多方面問題都受該實體本國法律的管轄。路偉律師事務所的研究表明，在中國設立的企業的基礎分值較低，為2分。司法管轄區基礎分值的評估的基礎是該相關司法管轄區是否是不發達國家（盡管其實際的法律風險級別可能等同于或低于中國，但因為中國公司可能對該外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不夠熟悉，因此其分值可能比中國略高）、發展中國家（其分值較高）或發達國家（其最高基礎分值為15）。
• 知識產權—— 一家公司的知識產權二級分值是根據對其使用IT系統、專利、商標、著作權的程度及其研發活動的性質確定的。一家嚴重依賴知識產權和研發的公司（比如微軟），其知識產權次分值遠遠高于沒有什么知識產權相關活動的公司（比如中國郵政）。所有中國100強企業都被視為采用了常用的企業資源管理和關鍵任務執行的信息系統。如果該企業有自主產品、合作產品、商標的被許可和許可行為、享有著作權的資料以及專有技術和專利，會增加其分值。知識產權因素的獨特之處在于，不適用司法管轄區乘數。這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知識產權在很多方面受到國際條約規定的保護；第二，在執行力度更強的司法管轄區里，其侵權的風險就更低，反之亦然。因此，我們認為為在本次分析中，司法管轄區與知識產權無關。
• 采購和銷售行為——即使在中國境內經營主要業務的中國公司也會因為在中國境外從事采購或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而受到中國境外法律風險環境的影響。從中國境外采購主要原材料和零件的中國企業也可能面臨一些法律風險，如：外國供貨商破產、外國供貨商違反或終止合同、因貨物不符合規定而導致延遲、額外費用等。同樣，在中國境外市場銷售產品的中國企業也面臨著外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風險，比如：呆帳、主要客戶破產、潛在的反傾銷措施、產品責任訴訟、與經銷商的爭議等。
與該行為相關的風險級別的確定取決于每個中國100強企業進行采購和銷售行為所在境外市場的法律風險級別。如果購買－銷售行為發生在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時，分值最高，而購買－銷售行為發生在不發達國家時，分值最低。
本研究使用資料僅是可公開獲得的信息，因此有些參考數據可能不完整或不完全準確。另外，就某些相關因素的重要性和權重進行衡量時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推定。本報告中的分值僅為中國公司與其它公司的法律風險環境進行對比提供一個概括性的描述。
二 研究結果摘要
中國100強企業法律風險評分活動的主要結果如下：
• 評分的分值從最高的97分（聯想集團，考慮因素包括其收購IBM 的PC業務）到最低的16分（中國郵政）。
• 大部分中國100強企業的分值都集中在33分到51分這個范圍內。
• 中國100強企業評分的中間值為42分。
中國100強企業法律風險評分最高的5家企業如下：
1. 聯想（Lenovo） 97
2. TCL 93
3. 海爾（Haier） 81
4. 中海油（CNOOC） 71
5. 中糧集團（COFCO） 68
在本文附件1中，中國100強企業的按照評分由高到低的順序排列。每一企業的排名體現出其所面臨的相應法律風險。
財富100強企業評分活動結果如下：
• 評分的分值從最高的150分（微軟集團）到最低的60分（艾伯森）。
• 大部分財富100強企業的法律風險評分都集中在95分到123分這個范圍內。
• 財富100強企業法律風險評分的中間值為100分。
財富100強企業法律風險評分的前五名如下：
1. 微軟（Microsoft） 150
2. 惠普（Hewlett-Packard） 142
3. 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 135
4. 洛克希德•馬�。↙ockheed Martin） 130
5. 思科（Cisco Systems） 130
附件2列出了在法律風險評分研究中，中國100強的前5名和財富100強的前5名企業各自的主要評分因素。
三 中國100強評分卡結果分析
正如當初所預料，中國100強企業面臨的法律風險的分值區間跨度很大，從最低的16分到最高的97分。這與對中國企業的觀察結果相一致。
一些處于最后四分之一組的中國企業仍與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前的國有企業非常相似。這些企業的共同特點是國有獨資，未在中國境內或境外上市，不屬于高風險行業范疇，經營的主要業務都是在中國境內，并且對知識產權的依賴性非常低。
相比較而言，前四分之一組中的企業通常是在境外上市，屬于高風險行業范疇，需從外國供貨商（或外國供貨商的中國子公司）采購重要的設備、零件和原材料，和/或對知識產權的依賴性非常高。
當然，每個企業有自己獨特的法律風險，加上不同因素的組合即會出現總評分相同的結果。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并不與其收入直接對應，實際上，在法律風險評分卡居前列的5個企業中沒有任何一家在中國100強的排名中位于前14名，該名單上的前兩名在中國100強排名里只分列第39和第43位。同樣，在我們的法律風險評分卡的最后四分之一組內的3家企業位于中國100強排名的前四分之一組中。意識到法律風險評分不會隨著企業收入或利潤的增加而上升很重要，因為評分所采取的是以與企業收入成比例的相應的等級評定方法。
1 中國100強企業與財富100強對比
中國100強法律風險的中間值——42分——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基準點——美國的分值是100分（正如財富100強法律風險評分卡的結果所顯示的一樣）、歐盟的分值是70分——與發展中國家的基準點持平。然而，個別中國企業面臨的法律風險的評分與財富100強的部分企業一樣高，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更高。這并不奇怪，因為這些企業實際上就是總部設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因此它們具有許多外國跨國公司的特征。
有一個例子需要提到。聯想97分的評分只處于美國公司的中游，略超過歐盟企業的平均值。97分的評分是因公司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以及嚴重依賴知識產權引起的。聯想法律風險評分比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都高，主要是因為給IT/電子行業評估的分值比較高以及聯想對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依賴性較高。但是聯想法律風險評分仍比IBM低近30分，因為聯想仍將在中國經營其大部分業務，而中國的法律風險環境基礎評分相對較低。
高分值并不意味著公司即將發生厄運，它也不一定就必須（或可能）降低該分值。你只需從法律風險分值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財富100強公司。微軟、惠普、華特迪斯尼、洛克希德•馬丁、思科的評分都在130分或以上，但它們仍保持著興旺的業務和一流的國際聲譽。一些最成功的公司也面臨很高的法律風險級別。在這一方面，中國100強企業與財富100強企業的情況是一致的。聯想、TCL、海爾和中海油是調查中評分值最高的4家公司，同時它們也都躋身“亞洲華爾街日報——財經2005年中國頂尖企業排名”的10強之列。
2 中國企業的資源配置與其面臨的法律風險不相符
正如企業面臨的其他商業和經營風險一樣，法律風險只能減少而不能完全消除。需要指出，只要法律風險的管理措施與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環境不成比例，企業所實際面臨的法律風險就可能加劇。而如果在法律風險防范措施方面投入相應的資源，則有利于將法律風險減輕至可以控制的水平。
根據國際最佳做法，企業應采取預防性法律措施來應對其法律風險環境。企業分配給上述預防性法律措施的資源應與面臨的風險成正比。如上所述，如果企業法律風險評分為100分，則企業支出的總法律風險費用應占企業總收入的1.00％（或100個基點）。這正是對財富100強企業所作調查得出的結果。（見圖二）
盡管本評估項目并未對中國100強采取的法律風險防范措施進行評估，但根據路偉律師事務所與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此前一起進行的調研所收集到的120份答卷顯示，中國企業在法律風險防范及相關行動上的平均花費僅占總收入的0.02％，相對應折合成法律風險評分僅為2分，而實際的法律風險評分的中間值為42分。這說明中國企業面臨的法律風險環境變化非常迅速，而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對該風險變化的認識則相對滯后。
因為中國企業與同它們具有相似的風險級別的外國競爭者相比，對法律風險預防投入的資源很少，所以中國企業實際上面臨著遭受更大損失的風險。在特定情況下，比如未遵守證券監管規定，其不利后果可能非常嚴重，也許會導致數十億美元的市值損失。
3 中國企業管理主要法律風險的機遇
我們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就要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按照國際最佳做法，中國企業需要加強他們的法律風險防范制度，首先要做到以下幾點（見圖三）：
• 評估其業務相關的法律風險環境
• 制定和實施法律風險管理戰略
• 建立法律風險防范/降低相關制度和做法
• 進行有效培訓，使員工理解并實施上述制度
• 建立獨立的審查職能部門來確保員工實際遵守了相關制度
為了實施上述工作，您需要具備充足的內部和外部法律專業人員以及其它法律資源。公司的法律部是法律防御系統的心臟。您需要一個有力、健康的法律部。一旦綜合實施這些措施，就會在企業和法律風險環境間創造出一道保護性屏障。
那么中國企業首先應該做什么呢？法律風險防范措施在近期內會給公司帶來的最大的正面影響是什么？
每個公司要采取的具體措施取決于公司特定的法律風險環境，但是許多中國企業通常都會針對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 公司治理•合同管理•知識產權管理
公司治理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法律風險防范措施應優先考慮的問題之一應是公司治理和對監管法律的遵守。尤其對于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來說，由于未遵守相關法律法規造成損失的風險通常是極具破壞性的。
根據已公布的報告，如果一個公司因違規被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市價總值的平均下滑幅度是30億美元。這是惡性循環的典型例子。違規招致被調查，而調查又會降低投資者信心，從而造成股票價值的狂跌。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為遵守索克斯法案和美國證監會相關法規，上市公司首先平均要支出470萬美元來建立相應的合規制度；此后，為繼續遵守監管規定，每年還需花費150萬美元。遵守法律法規投入雖然不菲，但總比違規帶來的負面影響要好得多。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僅可以避免負面風險，而且還能創造正面收益。這對公司所有利益主體來說都是有利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注意力可能主要集中在如何避免個人承擔刑事或民事責任的負面風險方面。但是對于作為股東來說，它可能更重視通過良好的公司治理來提高公司市價總值的機會，以便其能夠獲得更高收益。
良好的公司治理價值有多大？根據里昂證券亞洲分部對新興市場公司的公司治理方法的研究，公司治理體系最好的公司獲得的市場回報最大，股票價格更高。位于該研究報告前四分之一組的公司的股票價格在3年期的時間內優勢非常明顯，在5年期的時間內的優勢則更加突出。（見圖五）
據觀察，中國上市公司與其他同行業公司相比，因為公司治理的因素，通常市值較低，但這既是風險，也是機遇。就像違規會給市價總值帶來數十億的損失，良好的公司治理對股東來說也價值數十億美元。
合同管理 第二個機遇是合同管理。盡管大家通常設計合同管理時會將重點放在減少不利風險，但良好的合同管理通常反過來會帶來正面收益。
據保守估計，路偉律師事務所預計中國一個電信經營者僅僅通過改進其采購合同管理方式，5年內在節省成本并獲得額外收入方面可創造70億人民幣的價值。其他競爭性行業的公司也可通過改進合同管理來創造良好效益（但可能沒有該例效果如此顯著）。
在集團公司內部實施集中采購合同的管理方法的另一個隱性收益就是加強控制。通過集中采購，在很多情況下，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增強總部對集團子公司商業經營主要方面的控制權。
由于集團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要對整個集團的財務績效負責，在未來的數年里管理職權的集中化將成為中國公司的一個主要發展趨勢。合同管理的集中化是促進這一不可避免的趨勢的一種方式。
知識產權 我們前面所列的第三個高價值法律風險管理項目是知識產權管理。對許多外國公司而言，法律事務管理策略包括通過系統性獲取專利性發明創造知識產權和完成相關注冊和備案。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外國公司越來越重視這種知識產權價值創造（參見圖七）。
中國企業應進行知識產權管理審查。該知識產權審查應包括：知識產權資產管理、被許可和許可技術、研發階段的知識產權開展保護、保密措施、實施知識產權權利的策略、防范知識產權侵權索賠的策略。
知識產權管理還為的企業法律事務部門虛擬團隊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大多數中國集團公司的法律部門管理都比較松散。集團公司每個子公司的法律顧問實際上都是單獨運作。每個子公司都面臨著同樣的法律事務管理資源短缺的問題。
知識產權是一個特殊的領域，要求特殊的技能。一個子公司的知識產權問題就是整個集團的知識產權問題，因此恰當、統一地管理知識產權非常重要。
較短期的解決方案就是成立一個由集團公司各子公司的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虛擬團隊。該核心團隊的成員都可能是知識產權專家。企業內部的虛擬團隊也可以得到外聘專家的支持。
這一方案最大化利用了現存的有限資源，同時也為所有子公司面臨的普遍問題提供了統一的解決方案。但同樣，由于這些虛擬團隊在總部人員的領導和指示下建立了聯系更為緊密的跨公司的團隊，因此該方法另一個間接的好處就是增強了總部的管理控制力度。
4 預測與結論
盡管本評分卡僅針對中國100強企業，然而所采取的評估原則適用于所有中國企業。中國100強之外還有許多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的評分與附件名單中的前四分之一組一樣高。
另外，隨著中國企業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評分的總的中間值會不斷增加，路偉律師事務所預測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評分的總的中間值每年應上升2－3分，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境外上市并在中國境外獲得更多的業務和資產。10年之后，這將把中國100強企業的評分中間值推至接近歐盟的水平。
路偉律師事務所還預測，除非中國企業主動制定并實施完備的法律風險防范措施，在此后的若干年內，若干大型中國企業將經受法律風險因素帶來的經濟損失和其他不利后果。在一些情況下，還可能會對這些中國企業造成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打擊，就像安然公司（Enron）、世通公司（Worldcom）、帕瑪拉特（Parmalat）、安達信（Arthur Andersen）等一樣。
這些風險的預警信號已經很明顯了�，F在正是中國企業制定并執行相應的法律風險預防性措施的時候。否則，就像等海嘯發生以后才建立預警系統一樣，只能是事后補救。
附件1
中國100強法律風險評分排序
附件 2
舉例說明法律風險因素的組合
中國企業法律風險典型案例簡析
報告人 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
整理人 江 山
中國人壽在美國被投資者集體訴訟案
2003年12月，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同時在紐約交易所和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募集資金達到34億美元，成為當年全球最大的股票上市。
但是，成功上市的喜悅還未散去，2004年1月30日，中國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公布了2003年度的審計報告。該審計報告披露，中國人壽的前身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存在重大違規行為，涉嫌各類違規資金約54億元人民幣。
上述審計信息公布后，中國人壽在香港和紐約的股價發生大幅振蕩，一些國際投資銀行也紛紛宣布調低對中國人壽的評級。在此種狀況下，中國人壽發言人于2004年2月2日在香港對此次“審計風波”做出了口頭澄清。2004年2月4日，中國人壽發布澄清公告稱，國家審計署所審計的是中國人壽的前身——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與上市公司中國人壽無關。
2004年3月16日，由美國投資者聘請的代理律師事務所Milberg Weiss宣布，其擬代理投資者對中國人壽提起集體訴訟，稱中國人壽及其部分高級管理人員違反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在中國人壽募股期間沒有披露以下不利事實：
1）其母公司中國人壽集團涉嫌6.52億美元的巨額財務欺詐；2）在IPO時，中國國家審計署已經完成了審計，并且馬上就要公布對其母公司不利的審計發現；3）其母公司存在非法代理、超額退保、挪用資金和私設小金庫等違法行為：4）其母公司的違法行為應當在中國人壽的股價中有所體現，畢竟三分之二的涉案人員是中國人壽原先的董事或者高級經理。據報道，現在已經有超過16起針對中國人壽的集團訴訟提交法院。
中國人壽對以上起訴堅決不予認同，表示“提起的訴訟沒有任何依據”，并稱將進行“強烈抗辯”。中國人壽一再強調，審計所涉及事項均只與中國人壽集團有關，而與上市公司沒有任何關系。
此外，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證監會（SEC）已經于2004年12月底開始了對中國人壽的IPO進行正式調查。
目前，上述案件的訴訟程序仍在進行之中。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人壽集團已經向中國政府繳納了稅金和罰金總計約6749萬元人民幣。
中國人壽案件集中反映了國內企業在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同時，必須尊重并遵守市場規則和當地監管規定，否則將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
在本案中，中國人壽抗辯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上市公司與出問題的中國人壽集團無關，二者之間已經做出了相應的責任安排。但是，美國證券法律法規和紐約證券交易所多如牛毛的的上市規則的核心之一就是確保信息披露，保護投資者的利益。為了實現對投資者的保護，法律甚至不惜要求上市公司承擔繁重的披露和合規義務。故意或過失違反了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則，都可能遭到來自監管部門嚴厲的處罰。更為嚴重的是，市場和投資者可能會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當行為做出激烈反應，如股東集團訴訟和股價下跌，給上市公司造成更大損失。根據美國的相關法律（包括近期的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違反相關的監管規定甚至有可能使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個人面臨牢獄之災。
但是由于長期囿于國內寬松的監管環境，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過程中關于信息披露既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又缺乏相關的經驗。很多中國公司在上市之前進行重組，將優良資產納入上市公司而將非經營性資產留給集團公司或原來的公司。這些公司的違規行為是否應該構成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從而應該向投資者披露，公司的法律部門應當征詢熟悉美國證券監管的專業人員的意見判定，避免上市公司遭受來自監管部門的處罰。
為了有效降低監管合規方面的法律風險，在海外上市或者以其它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的中國企業應當考慮采取必要的監管合規風險防范措施，盡量在風險發生之前將其化解。建議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公司內部設立專門的負責監管合規的部門或人員，對外負責對監管部門的立法、執法行為和監管意見進行參與和應答，對內負責制定和監督執行公司相應的監管合規制度并協調公司集團各成員的監管合規行為。同時，公司還應當強化對公司員工包括高級管理人員的監管合規意識和最佳做法的培訓活動。
華為——思科知識產權訴訟案評述
2003年1月23日，思科系統有限公司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正式對中國華為公司及華為美國分公司軟件和專利侵權提起訴訟，從而揭開了被世人稱為“中美IT知識產權第一大案”的序幕。世界最大的網絡及電信設備制造商思科據稱自成立后，從未起訴過任何人，但其第一次起訴就瞄準了中國通信產品制造業最強大的民族企業華為公司。一方是年營業額近200億美元全球最大的網絡及電信設備制造商；另一方是中國2002年度電子百強第7位、2001年銷售額達220億元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一時間，中美兩大巨人劍拔弩張。
在向法庭提交的一份77頁的起訴書中，思科指控華為盜用了其路由器操作系統源代碼、該操作系統的用戶操作界面、用戶手冊、技術文檔以及五項與思科路由協議相關的專利技術。思科甚至聲稱在華為的軟件中發現了只有在本公司軟件中才存在的缺陷。思科提出了巨額的賠償要求。這也使思科訴華為知識產權侵權案成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遭遇的最大的一起訴訟。
面對思科的指控，華為迅速做出反應，先是發表聲明，表明自己不存在侵犯思科知識產權的行為，并且向業界宣示自己是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做得最好的公司，公司產品是投入巨資研發出來的。然后，華為停止在美國出售被思科系統指控的產品，將這部分產品資料從其美國網站上撤除，回收在美國售出的此類產品。然而華為主動從美國撤出產品的舉動，卻被一些市場分析人員認為是其侵權的證據。
這是一場全方位考驗兩家公司資源與能力的戰斗，在媒體、客戶、合作伙伴、政府資源、技術實力、法律武器組成的數個鏈條上，戰斗全面開始了。華為以攻擊思科利用“私有協議”搞壟斷為策略進行反擊，并請第三方專家對思科IOS和華為的VRP平臺新舊兩個版本進行了對比分析。分析的結果是華為VRP舊平臺中僅有1.9%與思科的私有協議有關。3COM公司CEO也出庭作證表示，華為的技術和實力是值得信賴的。
在雙方反復舉證，并進行過兩次聽證會后，6月7日，法庭駁回了思科申請下令禁售華為產品等請求，拒絕了思科提出的禁止華為使用與思科操作軟件類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頒布了有限禁令：即華為停止使用有爭議的路由器軟件源代碼、操作界面及在線幫助文件等。2003年10月1日，雙方律師對源代碼的比對工作結束，這是訴訟真正的轉折。10月2日，思科與華為達成初步和解協議。2004年7月末，雙方達成最終和解協議，但和解協議的具體內容沒有公開。
思科與華為的訴訟案最終以和解告終。雖然思科發起這起訴訟有其獨特的市場和戰略考慮，但是對于進入國際市場的中國企業來說非常具有代表性，即中國企業作為市場中的后來者不可避免的會利用既有的技術水平，而市場中的大型跨國公司可能會利用其對知識產權的嚴密保護來阻礙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和國際化進程，并且有可能給中國企業帶來巨大的實際損失。
在本案中，雖然華為可能沒有向思科進行賠償，但是現在退出整個美國市場對于剛剛開始國際化布局的華為來說不啻于當頭一棒。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公司已經將其知識產權系統保護的觸角已經伸向了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性可能使國內企業足不出戶就可能遭到他人知識產權侵權的指控。華為和其它眾多的案例給中國企業一個深深的警示－－必須要對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風險進行系統性的管理，避免公司遭受損失。
因此中國企業需要認識到知識產權管理對于企業法律風險控制的重要性，及時采取措施對企業知識產權相關法律風險進行系統化管理，建立一整套相關制度規程并由專門的人員來負責監督執行，如注意知識產權的獲取、確保研發成果轉化為知識產權、定期對既有和周邊知識產權進行審查、采取保護性注冊措施等等。
從另一方面講，知識產權法律風險如果管理得當可以給公司帶來巨大的收益，如公司可以將自己知識產權進行許可或轉讓給他人來收取許可費，這種做法已經成為美國一些大公司的重要收入來源。通過知識產權系統管理還可以保護、鞏固自己的技術優勢，從而取得更高的收益等。
長虹－APEX貿易糾紛案件評述
中國最大的彩電廠家四川長虹集團（下稱長虹）與美國具有華人背景的APEX Digital（下稱APEX）的“貿易欺詐案”曝光后，1月7日，四川長虹發布公告稱，目前賬面上仍有46750萬美元欠款未能收回。四川長虹第三季季報顯示，公司凈資產為132.15億元人民幣，這4.6億美元相當于凈資產的近30%。
從媒體的報道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長虹－APEX之間爭議的一些細節。長虹與APEX合作向美國出口彩電始于2001年，其中包括由APEX從長虹購買彩電，貼上APEX的品牌后賣給沃爾瑪、Best Buy等零售商。從2000年開始出口到現在，長虹總的出口額也就24億多美元，而在與APEX合作以后的2002年，長虹的出口額達7.6億美元，其中APEX就占了近7億美元；2003年長虹達8億美元左右，APEX占6億美元。
2002年3月26日，長虹2002年年報顯示，四川長虹在主業收入比上年減少12億元的情形下，應收款增加10.6億元，比上年應收款增加了58.2%。2004年3月23日，長虹2003年年度報告披露，截至2003年年末，公司應收賬款49.85億元人民幣，其中來自美國APEX公司的應收款為44.46億元。
盡管2003年底，長虹總部就專門派出高層去美國與APEX和季龍粉就應收賬款問題進行交涉，但在未果的情況下2004年初長虹卻又發了3000多萬美元的貨給APEX。其后長虹又多次邀請APEX董事局主席季龍粉面談解決但都被季以種種理由推掉。
2004年12月14日,長虹在洛杉磯高等法院起訴APEX。在起訴書中，長虹稱APEX公司2003年初開了大約7000萬美元的空頭支票。兩家公司在該年10月末曾達成一個解決計劃，其中APEX以在洛杉磯附近Compton的20萬平方英尺倉庫、商標和版權等資產的所有權作為還款擔保。APEX未能履行最初兩筆總計1.5億美元款項的支付，導致長虹提起法律訴訟。
2005年1月4日，APEX向美國洛杉磯法庭提交一份文件，證明其在2003年間已向四川長虹支付了總額近3.5億美元的款項及其董事長季龍粉2004年10月份在中國被拘留的消息。同日，長虹查賬小組進駐APEX。
2005年1月4日，長虹獲中國農業銀行四川省分行綜合授信30億元人民幣，以幫助長虹緩解困難局面。
像長虹這樣走出國門進行產品銷售活動的企業面臨著各種風險，包括商務風險、信用風險、法律風險等等。由于大多數中國企業都不太了解外國市場，因此經常需要通過一些當地的經銷商。如果中國企業在某一國家的所有或大多數銷售活動都通過一家經銷商進行，則這家經銷商如果出現財務或法律問題，可能給銷售企業帶來風險。
此外，對于在國外的合作伙伴的資信情況，也要事先進行了解，以判斷是否可能給本企業造成威脅。從法律角度來看，銷售合同最關鍵的法律風險就是付款。作為銷售方可以根據交易實際情況采取多種方式來控制對方不付款的法律風險，如簽署信用證、保留貨物所有權、寄售、價款擔保、保證、現金擔保、貨物自主回收權、中止履行、強制履行、有效的爭議解決手段等等。針對銷售活動所在國或地區的不同，中國企業應當與熟悉當地法律規定和實際做法的法律顧問緊密配合，在合同中做出相應規定，將法律風險防范于未然。
為了更好的確定并控制上述可能發生的風險，國際最佳做法是企業事先制定完備的合同管理制度。企業應當根據自己的業務特點制定一套常用的合同范本，確定常見的法律風險種類并規定相應的合同條款加以管理。公司法律部門應當更多的參與甚至主導合同管理的整個過程，包括對合同對方當事人進行資信調查、合同談判、起草、修訂、簽署、履行以及事后審查等。為此，公司應當訂立相應的流程和指南，規定法律部門和業務部門之間的分工，企業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風險承受級別（底線條款）以及企業合同審批的流程。
長虹的教訓給所有的中國企業敲響了警鐘。建立有效的合同管理制度對于企業與合同相關的法律風險防范和管理來說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作者：路偉國際律師事務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