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嬌的行為超出了正當防衛的限度
武漢大學法學院的林亞剛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的采訪時，就“鄧玉嬌的行為是否屬于正當防衛”的問題表示，根據目前媒體報道，在“鄧玉嬌案”中，無論是“按倒”還是“推坐”，“特殊服務”還是“異性洗浴”，鄧玉嬌都有防衛權。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黎宏教授對“鄧玉嬌有防衛權”的看法表示贊同。他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0條第1款的規定，當公民為了使本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在“鄧玉嬌案”中，根據湖北省巴東縣公安局的案情通報，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鄧玉嬌行兇前，死者鄧貴大對其人身自由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鄧玉嬌有權對當時正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人實行正當防衛。
但黎宏教授同時指出，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了防衛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第3款規定了“無過當防衛”的幾種類型。從巴東縣公安局的案情通報中，無法證實鄧貴大在限制鄧玉嬌人身自由的同時有進一步暴力攻擊和傷害的行為。因此，鄧玉嬌所采取的防衛行動必須與其受到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相當，即鄧玉嬌所采取的防衛手段，應以擺脫鄧貴大對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為限度。但是，鄧玉嬌的防衛行為最終導致鄧貴大的死亡，這在事實上超出了正當防衛的限度。
不是所有網絡投票結果都可以代表民意
5月20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發了題為《鄧玉嬌案的情與法》的報道。報道援引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梁木生教授的觀點，指出“輿論不應該干涉司法，但可以幫助真相浮現”。他進一步指出，“社會需要多重聲音疏導，對于目前的網絡輿論應該予以克制和寬容。”
在黎宏教授看來，網民對“鄧玉嬌案”的關注和表達出來的憤慨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大部分網民主要通過媒體報道和網絡評述獲取案件的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作出的表達更多的是對當事人的一種道德評價，有時候會有情緒化的表達。但他同時指出，如果傳統媒體或網站在報道案件時出現偏差，就有可能誤導受眾和網民對案件及相關法律的認識和判斷，甚至引發更多非理性、情緒化的表達。
某門戶網站在5月12日《長江商報》最初報道“鄧玉嬌案”的當天，就設置了題為“女服務員拒‘特殊服務’殺人屬正當防衛？”的投票討論，截至5月21日晚8時30分,共有98634人次參與了投票，其中90703人次（約92％）支持正方，即認為鄧玉嬌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而只有7931人次支持反方。
黎宏教授指出，該門戶網站對“鄧玉嬌案”設置的投票討論中，就存在不夠嚴謹的表述。該投票將“反方觀點”標注為：屬于行為過激！只因受到語言和行為侮辱，就了斷了他人的性命。超出了正當防衛限度，應該嚴判。但根據我國刑法第20條第2款的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投票的表述會誤導網民對防衛過當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的理解。”黎宏教授說。
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的楊帆律師認為，網絡上“一邊倒”的輿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反映了民眾的呼聲，但并不是所有的網絡投票結果都可以代表民意。有些網絡投票涉及到法律專業問題的判斷，未經過專業的法律訓練的一般社會公眾可能無法對故意傷害和故意殺人、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等看似簡單的法律術語作出準確的區分。因此，一些網絡輿論并不能代表投票人的真實判斷。
他還指出，網民在表達各自的觀點與看法時有可能忽視法律程序和證據的問題，而只關心事情本身的善與惡；但對法官而言，善與惡并不是光看表面就可以斷定的，它需要一系列的證據來還原事實真相，從而最終作出公正的判斷。
黎宏教授也表示，司法裁判必須是理性的。司法機關不能僅憑媒體的報道和網民的評述就對案件作出法律判斷，而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案件作出公正裁判。
輿論也有它發揮作用的邊界
“鄧玉嬌案”并不是2009年輿論與司法的第一次“照面”，早些時候的“躲貓貓案”、習水官員嫖宿幼女案以及杭州飆車交通肇事案等，也曾引發過“一邊倒”的輿論。但“鄧玉嬌案”的不同之處在于，之前的輿論幾乎是針對犯罪嫌疑人的“民憤”，而在“鄧玉嬌案”中，絕大多數網民對鄧玉嬌表達了同情，可謂“民憐”。無論是“民憤”還是“民憐”，都反映了公眾對特定案件的關注。
對此，黎宏教授表示，公眾的關注對案件的偵查、審理有利有弊：一方面，公眾的關注促使偵查人員、審判人員在辦案、審理的過程中更加細致、認真，在作出結論時更加謹慎。因為辦案人員明白，他們的辦案過程和結論可能會成為今后類似案件的標本，直接影響到公眾對司法過程和裁判的認知；另一方面，公眾的關注也可能給辦案人員帶來壓力。辦案人員也生活在現實生活中，但作為法律從業者，其對法律問題的認識與一般社會公眾可能存在差異。當辦案人員依照法律思維和法律程序作出的裁判與社會公眾的認識不一致時，可能會受到來自輿論和民意的壓力。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宣教處許永俊處長認為，輿論與司法應當各守界限。盡管輿論的力量是健康公民社會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因此而無限膨脹輿論的力量。輿論也有它發揮作用的邊界，如果超越輿論的邊界，而介入司法判斷的領域，那是放棄自己作為輿論的長項而容易陷入尷尬的境地。而對于司法來說，有必要加快司法公開進程，創造公民更加便利的接近和利用司法的途徑。
黎宏教授也表示，對于已經成為“公共事件”的案件，有關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一定要做到慎重、公開、透明；而媒體和網民有權利對案件的辦理過程進行持續的報道和關注，督促司法機關公開透明地辦案，給社會公眾合理的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