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莫讓強奸案受害人遭到“二次傷害”
來源:東方早報
不久前和公益律師郭建梅女士聊天，我問及宋山木案的進展，因為她是此案受害方的代理人。她說宋山木強奸證據確鑿，法官不可能判決無罪。幾天后，一審判決出來了，宋山木以強奸罪獲刑4年，對受害人羅云(化名)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為4205.87元。宋山木當庭表示要上訴。1月4日，宋山木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坐牢當然是對犯罪者的懲罰，還受害者以公道，但是這個賠償數目，看上去像是一個笑話。它離打官司的基本花費相差甚遠，遑論精神補償。既然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數，想必有一套煞有介事的計算程式，但是越是如此，越顯出法律的荒唐。既然強奸罪名成立，又為什么要讓受害人賠錢打官司？
受害人認為判決和賠償都輕了。但她仍然感到欣慰，“起碼來說，法律給了我一個公正的結果”。這個公正的結果是指什么呢？從道理上說，是強奸者對她造成傷害之后，受到了法律應有的懲罰。但奇怪的是，這并非她的重點，在接受采訪時她說，這個判決“證明我說的話是真的，我是清白的”。一個強奸受害人要討什么清白？她是怎樣失去清白的？
從報案開始，羅云就承受著性交易的指責。不僅性交易本身意味著道德墮落——當然是指女方，男方也會被公眾認為不道德，但是程度要輕得多，一般用不上“墮落”二字——而且交易之后翻悔告狀，還面臨著誠信危機。
并不完全像羅云想象的那樣，這個判決出來之后，她的“清白”就悉數奉還了。仍然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性交易，甚至有媒體以“性交易之辯”作為報道重點。還有人聲稱，這個判決是媒體“綁架”受害人，輿論操弄的結果。
法官不被信任，并不讓人感到奇怪。但是，這不是此案中輿論的重點。這類事情，無論真相如何，很多人也寧愿譴責女人墮落。山木公司那么多女人，總裁為什么偏偏就選中你們幾個(向媒體投訴宋山木性侵害者至少有三名女性)？一定是你們在某些方面太不檢點了，不是衣服穿得太少，就是眼神不夠莊重。就算總裁色迷心竅，你們就不能拼死反抗？
另外一些人可能沒有這么淺薄。他們非常“理性”地看到，曖昧關系或者赤裸裸的性交易，在那樣的公司相當普遍。就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像山木培訓這類私人公司中，傍老板和事實性交易的確很多。但是如果能再“理性”一點，就會看到這多半是被逼迫的結果。在這樣的公司，老板騷擾職員太容易，有些完全是明火執仗，既不會受到輿論譴責，也不會受到法律懲罰。不少女性受侵害之后，默默離開，生怕有人知道，何談報案與索賠？其中不少人還一直受到施害者的威脅，更不敢說出去。離開已經是非常果決的選擇了，因為換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出了狼窩誰能保證不進虎口？因此，比較“劃算”的選擇是逆來順受。
既然強奸案的民事賠償這么低，愿意冒著輿論的壓力控告老板的人，的確是鳳毛麟角。因此郭建梅律師說她很佩服羅云，“她很勇敢地站出來了，說自己不怕丟人，不怕威脅，為了讓別的女孩子不再受到傷害，她寧愿犧牲自己，一告到底。”說不怕可能是給自己鼓勁，因為郭律師同時透露說，“要知道每次開庭她都抖得不行。”
郭律師據此認為：“其實不管任何人受到傷害，不管你面對的是多么強大的一方，只要你能勇敢地站出來，堅定意志，依法維權，你就可能獲得自己的權益和尊嚴。”單就一審判決而言，這個樂觀的判斷是成立的。但事實上，羅云所受的傷害并沒有結束，甚至才剛剛開始。羅云說：“其實從案發到現在，我的整個生活狀態一直都是很焦慮的”，“因為這件事，我老是要換新的地方，每一次換地方我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為什么呢？因為“現在這件案子判出來了，我害怕我的信息公布出去，我們公司的人知道，我不知道到時我是否能夠承受周圍這些(人)給我的壓力。(再度哽咽)我也不知道到時我父母會遭受什么樣的壓力，這些我都想不出來”。
這讓我想到河北省欒川縣剛剛發生的一起悲劇：15歲的少女王甜甜，多次被一名鄰居男子強奸及威脅，不敢告訴別人，變得沉默寡言，并用刀子多次自殘。事情偶然暴露之后，強奸者被判刑6年，王甜甜則在宣判作出的兩天后喝農藥自殺，因為她承受不了人們的閑言碎語。
在這些閑言碎語中，被害人成為話題的主角，失去清白的卻是她們。如果一個人并無過錯，他/她就無所謂失去清白；因此，當一個被強奸的女人要去討回“清白”時，就注定這“清白”無法討回。輿論逼迫她去討“清白”，無異于再一次施害。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