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十年里，西方學者常用“韌性威權主義”、“非自由主義調適”等詞匯描述中國的政治，對中國政治發展持悲觀態度。但是，我們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持樂觀態度——中國將在2020年左右實現民主。我們這一樂觀的結論來自于對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發展趨勢的觀察。
經濟發展趨勢
現代化假設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中國經濟正高速發展，并將繼續保持下去。經驗證明，處于中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極易受到民主制度的影響。有人認為中國將是例外，但作此結論為時過早。韓國與臺灣在1988年開始實行民主政治，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當時兩地的人均GDP分別為6631美元和7913美元(相當于2010年的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為7544.6美元。預計到2017年，中國這一數字才將達到12000美元，并在2020年達到15000美元(以2010年美元購買力水平計算)。到那時，我們才能判斷中國是否是個例外。
中國的社會不公問題也在影響其民主前景。中國的基尼指數在2010年達到0.48，成為全球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改革開放初期，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尚未給執政黨帶來政治壓力，因為城鄉二元化掩蓋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但如今，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移民進入城市，貧富差距開始浮出水面，并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人民對社會不公的怨氣逐漸顯現，普遍出現了“仇富”、“仇官”等情緒。迅速惡化的不公平現象使得無論是中產階級、城鄉勞動者還是民營企業家都被政治邊緣化——新興中產階級中出現了“蟻族”、2010年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民營企業面臨“國進民退”。
總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正在侵蝕各主要階層的政治利益，從而為政治動員積累了力量。因此，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成為民主改革的推動力。
變遷中的政治文化
許多人認為中國獨特的文化積淀使民主進程十分艱難。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雖然中國文化中確實缺乏民主意識，但我們仍然相信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會改變中國的文化取向。
有許多調查表明中國共產黨在國內享有很高的信任度。有人認為中國不斷增加的示威活動并未真正危及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因為示威者的訴求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方面，而非政治方面。那么是這一政治文化制約了中國民主發展嗎?
事實上，中國的示威者對政治環境有非常快速的適應能力。例如，2008年《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發布激發了民眾以“知情權”為由要求公開政府信息。這說明，是制度而非文化取向決定了示威者的話語框架。此外，比起文化取向，政治教育在塑造中國人保守的政治觀點上起到了更大作用。但是，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國人的民主觀可能很快就會發生改變。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是，雖然有著各種政治宣傳，但在中國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民主抱自由主義觀點。諾丁漢大學學者王正緒還注意到，人們的政治觀點隨年齡的不同而變化，1980年后出生的中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明顯偏低。
數據還顯示，中國公民社會的活躍程度正在增加，“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頻率和非政府組織的數量都在快速增長。我們還可以從政府不斷增加的維穩費用中看出中國社會正在增長的活躍性。在2009年，全國維穩費用為5140億人民幣，已經與當年軍費不相上下。
當下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的民主傾向也說明中國文化并非是民主的障礙。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批自由派意見領袖，影響了越來越多有文化的年輕人的政治觀點。這些都給執政黨形成了困擾。傳統媒體的轉變在促進民主化進程。上世紀90年代，《南方周末》是自由派媒體的代表。但今天，它只是眾多自由派媒體中的一個了。
然而，最具革命性的變革來自互聯網。互聯網已成為傳播政治信息和組織政治行動的平臺;互聯網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資本”，其政治影響不會立即顯現，但從長期看來可以培育民主文化。
領導層的更迭及其影響
任何對中國未來民主化進程的討論都離不開一點，即中國的政治精英如何理解和實施民主;他們接受或實施民主制度的動力是什么?政治領袖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公民社會的成長也會影響他們政治動機和價值觀。
中國共產黨已經認識到，民眾對“經濟增長優先”的發展模式日漸不滿，并要求更多的社會公平公正。近年來共產黨對民主話題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2006年，溫家寶對來訪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代表團表示，中國要走向民主，這被視為政府態度轉變的標志。而且，在黨內外都出現了一些聲音，呼吁更快更深入的政治改革。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2006年發表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就在黨內引起熱烈討論。
這些關于民主的討論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可是，僅僅因為領導層提及民主就對民主進程報以厚望是不現實的，因為黨內仍有許多擔心民主化會帶來動亂的聲音。
雖然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尚未出現，但一些積極的進展已經顯現，黨內民主就是一例。2009年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了黨內選舉制度，“公推直選”開始在一些地區實施，包括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雖然在短期內還不會實行對中央高層領導的直選，但地方的“公推直選”說明共產黨的確在向這個目標前進。
在中國，如今已不再是強人政治的時代，十八大后產生的新一屆領導人不會再享有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權威。有學者指出，政治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的爭論對民主化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當兩方無法在關鍵的社會、經濟問題上達成共識時，保守的政治精英會形成派系爭奪權力，而自由派則會尋求公民社會的支持，推行自由主義政策，以抗衡保守派。雖然雙方的最終目的都未必是實行民主制度，但這一過程卻會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此外，胡錦濤和溫家寶這一屆領導提出了“和諧社會”的時代主題，下一屆領導人會提出什么口號呢?除了政改還是政改。與此同時，公民社會的成長所帶來的改革壓力日漸增強，民主改革很有可能會成為中國政治精英最終的理性選擇。
國際環境的影響
在全球范圍內，民主政治已是主流。在亞洲，許多國家都已完成了其民主化進程。有人認為民主會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印度近年來經濟騰飛的現實削弱了這一觀點的說服力。學術研究顯示，鄰國的民主化進程會促進一國的民主改革。雖然中國還沒有追隨亞洲其他國家的步伐，但發生在這些亞洲國家的改革會增強中國實行民主化進程的決心。因為這些亞洲國家有著與中國相近的文化基礎，而且民主改革并沒有阻礙他們的經濟發展。
全球化也在加速民主理念的擴散。為了和中國做生意，許多國家都希望中國的政策更加透明、自由。國際組織也在許多國家協助了民主化進程。雖然國際力量不可能在中國發起民主改革，但國際社會交往是改變中國行為的有力機制。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使許多國家對華持負面評價，中國的領導人重視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因此需要努力改變國際社會的看法。
和平穩定的地區形勢同樣有利于民主化進程。在和平的環境下，外界會與中國進行更多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交流，從而使民主理念傳播得更廣泛。民主化還會給中國帶來眾多好處。有研究顯示民主化進程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貿易與金融自由，因此中國國內受益于改革開放的群體將有更大動力推進民主。中國的統一事業同樣會受民主改革的影響，臺灣“總統”馬英九就曾在2010年表示有關兩岸統一的對話應建立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基礎上。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結束了清王朝。百年后，中國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上，新的“變革”將再次發生。雖然中國現在的發展趨勢正指向民主改革，但這并非絕對，只是很有可能。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在左右中國的民主發展。中國的民主之路并非坦途，既得利益集團將竭力阻止之，突發事件也可能會推遲甚至扭轉改革進程。但是，中國的民主改革勢頭終將在不久的將來勃發。
(本文根據劉瑜、陳定定的“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一文編譯，原文發表于《華盛頓季刊》，王原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