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合影
無論在我的記憶里，還是這次見面，都難以想象郭建梅有50歲了。不過，既然50歲了，既然是中國第一位專職公益律師，功勛卓著，我就可以放心稱她為中國公益律師之母了。
15年了，作為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原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的領頭人，她以自己實實在在的的努力，成就了中國NGO（非政府組織）一個響當當的品牌，也為中國公益律師鑄造了一個傳奇。
分娩與陣痛
郭建梅的中心分娩于1995年夏天在中國北京舉辦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當時，身為《中國律師》雜志主編助理、記者的郭建梅采訪隸屬于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NGO論壇，不知不覺就被它迷住了，一連聽了十幾天。
會場里還有一個女律師論壇，參與者都是公益律師。她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膚色，說著不同的語言，卻關注著共同的話題，那就是婦女權利、人權。她們素昧平生，卻因為理念相同而親如姐妹。
在會上，她第一次聽希拉里的演講，主題是《婦女權利就是人權》。她從沒有從這么高的角度看過發生在身邊的事情，她覺得自己茅塞頓開；在會上，有人問中國有沒有針對婦女的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沒人回答，她心里知道還沒有。
她告訴記者，就是在那個會場里，她找到了人生的坐標。
世界婦女大會結束3個月后，她辭去了《中國律師》雜志社的工作，在幾位教授的幫助下組建了中心，做起了針對弱勢女性的民間法律援助與研究工作。她自己砸掉了鐵飯碗，成為中國第一位專職公益律師。
在那個年代，這個選擇可謂驚世駭俗。大多數人都投反對票，唯一支持她的是丈夫劉震云——就是后來成為名作家的那位。他對郭建梅說：“只要覺得快樂就去做。”
郭建梅自己的解釋也簡單：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還補充說，作出這種選擇，也跟我的經歷有關。
不過，那時的郭建梅并不清楚這條看似很陽光的大道上有什么彎道，有什么陷阱。
她辦的第一個案子就不順利。一位江蘇的婦女，因為兒子被公權機關打死，到北京上訪，沒有討到結果，又被汽車撞成重傷，全身多處骨折，一只眼球摘除，肇事車輛所屬大型國企只賠了3萬元。她不服，向法院起訴，但敗訴。
她找到郭建梅。見面的時候，她衣衫襤褸，渾身噴臭，摘掉眼球后的眼窩因無錢治療而發炎，流著膿水。郭建梅帶她到法院上訴，法院的人捏著鼻子把她們趕出辦公室，還問郭建梅，給這樣的人代理官司，她能給你多少錢？
郭建梅寫了8000多字的代理詞，自我感覺良好。可是，在法庭上，她連宣讀的機會都沒有。她對案情的陳述也被法官一句“哦，知道了，你不用說了”頂回去了。
那場官司，郭建梅完敗。去領判決書的時候，法官沒有把判決書遞到她手上，而是扔到地上。出了法院大門，她悲憤難抑，哭出聲來。
接下來是更多的敗訴。那幾年，郭建梅多頭受逼，窮于應付，焦慮萬分：當事人哀求訴苦，被告恐嚇威逼，案件發生地的官員施壓。資金也告急，員工的薪酬一直提不上去，4位專職律師走了兩位。
更讓她受不了的是誤解。有人說，律師掙錢越多，越能證明他成功、優秀。還有人說，做公益律師是放長線釣大魚，先搏名，再博金。連同學聚會，都有人忍不住問：“建梅，你怎么還做公益律師啊？”還有同學直接說：“你是不是沒案源啊？要不你來我們所吧，一年給你倆案子，你就能賺20萬。”
連最應該理解她的人都認為她的價值取向有問題，她怎能不痛苦，怎能不困惑！
2001年、2002年間，痛苦達到了臨界點。那段時間，無分場合，她悄無聲息地就會淚流滿面。她見人就說：“你都不知道我這幾年是怎么過來的……”親友勸她看心理醫生，診斷結果是：中度抑郁癥、重度焦慮癥。醫生開了4個月的藥量，令她回家休息。
劉震云給他的朋友——央視主持人、中國最著名的抑郁病人崔永元打電話說，我老婆抑郁了，我不明白，我被退了那么多稿子都沒有抑郁，怎么她就抑郁了呢？崔永元回答，你被退稿，你感覺到的只是壓力，可你老婆還是那么多人的垃圾筒啊！
崔永元給郭建梅支招：得了這病，只有3個辦法：一個是臉皮厚，千萬不要怕丟人，要認識到，我干的這事，就應該抑郁，不抑郁才不正常；二是必須吃藥；三是一定要鍛煉和旅游。善哉斯言！
郭建梅說，“我一邊吃藥，一邊寫日記，就想，這條路是不是自己選的，這工作是不是自己感興趣的，回答都是‘是’。很多人說我沒能力，說我傻，說我作秀。我認了！我就是有病、作秀，就是要走公益律師這條路！”
如鳳凰涅槃，再出發時，她已經“重生”。“做好公益律師是我唯一的目標和使命。現在我非常堅定，不會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是的，優秀的人不是從不軟弱，而是能夠克服軟弱，變得剛強。
“成長”的快樂
“重生”之后，她的孩子——中心也進入了快速增長期。
如今，中心已有16位專職工作人員，包括12名專職律師，已提供免費法律咨詢7萬多人次，代理案件近3000件，承辦相關培訓及研討會80多場次，提交法律法規專家意見稿70多件，出版專業書籍13部。
數字未免抽象，讓我們看看她和她的團隊代理過的案子吧——
例一．王為軍是河北省武安市青年農民，妻子靳雙英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不治而亡，女兒王凱佳也因母乳喂養感染艾滋病病毒。中心深知此案的典型意義，幫助王為軍狀告有權勢背景的康泰醫院，耗時8年多，歷經艱難曲折，終于勝訴。
在輿論的放大作用下，基層醫院和地方血站血液管理混亂的黑幕也被揭開，國家艾滋病防治政策被改變，無數艾滋病感染者因此受益。因此，此案又被稱為“世紀之訟”，王衛軍和王凱佳也成了艾滋病官司的代名詞。
例二．廣西水電系統基層領導以欺騙手段，與本該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10名女工簽訂了5年期勞動合同，5年后又以合同期滿為由解除勞動關系。10名女工抗爭未果，想到“單身職工可續簽勞動合同”之規定，轉而向自己深愛的丈夫提出離婚。
中心聞訊，立即派出律師，幫助她們打勞動官司，并幫助他們化解家庭矛盾。此案最終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決，企業重新為10名女工安排了工作，另有1000多名情況相似的職工獲益。《中國婦女》雜志根據此案寫的通訊獲得全國婦女好新聞一等獎。
例三．河北淶水縣25位打工妹到北京某制衣廠打工，不僅工作條件惡劣，超時工作，還拿不到勞動報酬。中心為他們代理訴訟，耗時三年，贏得訴訟。期間，大部分打工妹失去信心，離開北京。17萬余元工資及經濟賠償到手時，25位打工妹都激動得號啕大哭。該案發生在拖欠農民工薪水還未引起注意的1997年，意義不同尋常。
例四．北京一家大型娛樂公司工作條件惡劣，并違法扣押200多名員工工資——多的扣押幾萬元，少的也有幾千元，員工想走也走不了。中心不僅為他們代理訴訟，還發動專家進行研討，引起社會對這種“押金式勞動雇傭”的關注。
例五．一位正在攻讀博士的36歲的女性，有過兩次流產經歷，此時又懷孕了，她和丈夫希望生下孩子，學校卻把她開除了，理由是國家教委有“在校學生不得生孩子”的規定。中心不僅為她代理訴訟，還向國家教委等相關部門發出廢除此項規定的建議書。最后，官司沒贏，國家教委的規定卻被廢除。
例六．內蒙古28位出嫁女得知村委會沒有給予她們同等待遇，以上訪、起訴、絕食等方式維權，直至一審敗訴，陷入絕境。二審中，中心向她們提供法律援助，以強有力的代理說服了法官，贏得了訴訟。此案后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審判指導手冊”。
15年來，中心僅出嫁女土地財產權方面就做了100多個案子，惠及5萬多人。
中心還關注職場性別歧視、男女退休年齡、男女同工同酬等、性騷擾、家庭暴力，離婚財產藏匿或轉移、婦女勞動權利、婦女勞動保險等，等等。最近，震驚女界的山木事件又進入他們的視線……
2005年，郭建梅與全球千名杰出婦女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集體提名。同年獲得《南風窗》雜志“2005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稱號，并被《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列入“公益維權年度人物”候選榜。
2006年，她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第三屆中國公益事業發展論壇暨百位公益楷模先進事跡報告會上，被授予公益楷模榮譽獎章及證書。次年3月，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她從希拉里手中接過“2007年全球女性領導者”獎章。
最近，她又獲得“2009年度波伏娃女權獎”，并被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的正義網評為“中國十大正義人物”之一。
郭建梅認為，這些榮譽屬于她，更屬于她的團隊。
跌撲與飛翔
可是，正當中心為素有“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美名的北京大學增添榮耀的時候，北京大學卻將中心掃地出門。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正是郭建梅的50歲生日，她苦笑著說，這是母校北大送給她的“生日禮物”！
然而，此時的郭建梅已經足夠強壯，她只是跌撲了幾下，就重新站直了，她沒有摔倒。相反，她滿懷信心地說，中心脫離北大之后，只會發展得更好。
她認為，亟待發展壯大的中國NGO事業，應該打通三個新的通道：與政府之間的通道，與企業之間的通道，與同行之間的通道。在中心，打通通道的工作已經進行。
關于第一個通道，她說，最近，中心的一份公益上書引起了決策層的關注，事情可能會往好的方面轉變。另外，北京市商業局把北京市家政立法工作委托給了中心。
關于第二個通道，藥企“中美史克”以100萬元人民幣請她做“芬必得”廣告，實現了雙贏：中心因為獲得這筆收益，得以實施更多的項目；該廣告讓更多的人了解了公益律師，了解了這家重視社會責任的企業，相比請明星做廣告，這家企業花費更少，獲益更多。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關于第三個通道，中心2006年開辦了“中國公益律師協作網”，目前，已有100多家律師事務所、200多位律師加入了這個協作網，與中心聯合辦理過70多個案子。下一步，她想推出一個類似“1＋1”那樣的工程，進一步整合法律援助與公益訴訟資源，發動更多的律師從事公益訴訟。她還想召開一個會議，號召大律所、高級合伙人，一年一人拿出10元或100元，建立一個公益律師發展基金。
郭建梅出生于河南滑縣農村，自小跟著在北京的外祖母生活。外祖母白天當保姆，晚上撿破爛。她永遠都記得老人家的背影：邁著小腳，手里拿著撿來的垃圾，后背挺得筆直。童年的經歷讓她的感情指針很自然地轉向下層人民。
到了入學年齡，因為沒有北京戶口，郭建梅不得不回到河南。在河南，她發誓要好好學習，考回北京，還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郭永攀，刻在鋼筆上。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冒尖，直到考上北京大學。
填寫高考志愿時，她不假思索地填上了法律系。因為讀高中時，她看過印度電影《流浪者》，影片中為流浪者辯護的律師深深地打動了她。從那時起，她就發誓要做一名律師。
在大學里，她認識了劉震云。劉震云也是河南農村出身，為人質樸善良。兩人走在路上，遇到農民工，劉震云會說：“看，那是我兄弟。”路上有人乞討，他們每次都會掏錢。
大學畢業后，她進入司法部研究室，全程參與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后來又到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和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主辦的《中國律師》雜志社工作。
回顧往事，郭建梅不勝感慨。由于公益律師的非官方性質，這個群體承受了許多苦難。她說：“我用20個字形容中國公益律師的狀況，那就是燃燒激情、透支健康、承擔責任、不被理解、擔當風險。”
她又說：“最近這15年間，我經歷了很多困難，遭遇過各種誤解，也承受了很多壓力。但是，在我的人生中，我覺得這15年是最精彩、最有意義的。”
談到這里，記者十分感動。確實，除了母親，除了公益律師，還有什么樣的人，為了一種激情，能夠心甘情愿地承擔這么大的犧牲！
律師名片：
郭建梅，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研究會理事，北京市律師協會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權力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海淀區政協委員，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主任，專職公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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