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英語世界的法律辭書

作者：梁治平

50年前學過法律——當然是受較正規訓練——的人，可能都知道《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自然，這是一部老書，頗有年頭了，但是無論如何，它還 不能算是 舊書，筆者手邊這部1979年的第五版可以為證。據出版者說，第五版的推出，主要是因為， 自該辭典第四版之后，法律(主要是美國法)的絕大部分領域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些變 化不僅反映在各個部門法方面，而且也影響到傳統的普通法學說和概念。為了反映這些變化 ， 除擴大辭典中已收術語、短語之外，還有必要根據流行的用法重新修訂原有條目。其結果， 便是這部第五版的問世。在這一版中，新增和修訂的條目逾一萬之數，且有大量新用法例示 ，俾使美國法十余年間之重大變化得到較充分反映。比如，對各州法律的協調，作為一種新 的法律淵源，其地位于近一二十年中顯著上升，有鑒于此，第五版對于“統一商法典”、 “法律的重述”以及民法、刑法和證據法諸方面的“聯邦規則”(Federal Rules)都予以 充分注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第五版依然保有相當數量的古代和中世紀歐洲法，特別 是英國法中的有關術語和詞匯，這一部分包括許多拉丁格言和法律法語，它們表明了構成西 方法律發展之基礎的那些東西，格外值得注意。《布萊克法律辭典》的副題是：“古代和現 代，美國及英國法學術語和短語釋意”，這可以用來說明“辭典”的這一面特點。

　　1980年，英國的牛津大學出版社也推出一部法律辭書：《牛津法律指南》(The Oxford Comp anion to Law)。從時間上看，這部辭書比《布萊克法律辭典》晚出差不多一百年(《布萊克 法律辭典》初版于1891年，至1979年重印、重版凡六次)。如果說能夠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 的話，那只是因為，它們都是用英文寫成，因而也都是以英語思維的；它們 的重點都在英美法系國家；它們的作者都受過英美法律的訓 練。當然，比較起來，差別還是多而且大的。��

　　《牛津法律指南》的編者，格拉斯哥大學欽定法律講座教授大衛•M•沃爾克(Divid M. Wal ker)的目的，不是編一部只供專家們使用的辭書，而是要向其他學科的讀者，實際是所有在 工 作或閱讀中觸及法律問題的人提供一個指南。不過，這也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通俗著作，在 它的條目里面，就是專家們也會發現許多極專門的概念、術語，如中世紀英國法，特別是當 時土地法中的老古董。而且，在《牛津法律指南》里面，數千言乃至上萬言的條目比比皆是 ，這些條目遠非釋意，而是真正的“論文”了。這是《牛津法律指南》(以下簡稱“指南”) 大不同于《布萊克法律辭典》(以下簡稱“辭典”)的地方。

　　“辭典”副題中已寫明是有關術語和短語的“釋意”(definitions)，它的條目也確實寫得 簡明扼要，只提供“定義”。這里的不同是因其他方面的差異而來。大體說來，“指南”基 本上是部文化書，偏重于理論和歷史；“辭典”則主要是注重實用的工具書。“指南”在形 式上可說是百科全書式的；“辭典”則純為一般意義上的辭典。“指南”里面，所有重要條 目之后都附有有關權威論著的書名，這樣，既可表明條目之所依憑，又可作進一步閱讀的提 示，于研究者頗方便；“辭典”則收有大量判例，旨在以立法和司法解釋來界定有關術語或 短語實際上的和最新的含義。自然，這樣的辭書主要是為律師們準備的(當然也包括法學院 的學生和其他法律實踐者)，而“指南”卻是為一般所謂知識分子寫的(當然并不排斥法律專 門人才)。前一本是專家們的書，后一本則可說是所有文化人的書。這些差異決定了(也表現 于)它們對于條目的取舍和處理。“指南”中許多大的條目是“辭典”中沒有的，如“希臘 法”、“中世紀法”等等，有些條目雖然都有選用，處理方式卻迥異其趣，如在“辭典”中 ，“羅馬法”條不過寥寥一二百字，在“指南”中卻洋洋萬余言；“教會法”(Canon Law )條在“指南”中是獨立的大條目，在“辭典”中則不過是“canon”條下一個次級條目。當 然，反過來看，在同樣的條目下，“辭典”所作分類的繁多和細密，又是“指南”遠遠不及 的。兩者相比，“辭典”的特色是簡單明了，以技術性和實用性取勝；“指南”的特點是廣 博宏大，以學理見長。此外，“辭典”基本上是一部美國法律辭書，而“指南”則如其編者 所言，以聯合王國的法律(制度、學理、歷史)為主，旁及與之有關的其他法律制度(實際上 ，一些無關的古代法律也包括在內了)。

　　上面種種差異，并不能使我們說“指南”和“辭典”哪一部更好些。相反，這樣兩部辭書擺 到一起，正好互相補充，使讀者對于英美法律制度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把握。

　　原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第五輯